金庸轶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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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最爱                        

　　据上周末世界日报所载金庸专访:问: 查大侠最喜欢您小说中哪位女主角?答: 要是
作老婆, 应该是任盈盈;作女朋友当推郭襄.

　　问: 查大侠最想作您小说中哪位男主角?答: 令狐冲. 可是我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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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皈依佛教　　

　　——金庸／池田大作对谈录

    皈依佛教与生死问题

    池田：适才我们谈过雅戈布列夫先生与佛教的话题。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且对佛
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起于什么事呢？金庸：我之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
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
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一九七六年十月，我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
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
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
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
也是这样。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
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著变得冰
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
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秘奥，详详细细的研究
了一本英国出版的《死亡问题》。其中有汤恩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这篇长文有
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
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
义，反覆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亡灵不灭的情况，
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
「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
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

　　那次（见三月号）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
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
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
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著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
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
，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
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份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后来读到《杂阿含经》
、《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
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
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

　　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
」，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
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
「小乘」佛经。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
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
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
传给世人。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
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分喜悦，欢喜不尽——「原来
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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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鹿鼎记》直闯西洋

　　金庸巨着《鹿鼎记》英译本首卷已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乃是金庸笔下家传户晓的人物。他那顽皮狡猾，一
反以往金庸小说中众多主角一贯英雄人物形像的特质，成为了《鹿鼎记》极受读者喜爱
的地方。故事藉着韦小宝的经历，叙述了清初康熙年间宫廷及民间的一幕幕历史故事，
如智擒鳖拜、三藩之乱、天地会起义等┅┅，情节扣人心弦，是金庸众多作品当中，最
为作者喜爱的其中一部。

　　此英译本之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为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系教授，闵教授指出，
金庸乃是全球有名的中文小说家之一，他的名字，无论在香港北京、台北、新加坡或各
地华人社会，早已深入民间，无人不晓，但对於西方读者而言，还是有点陌生。其实，
这批读者甚为渴望透过翻译作品以了解何谓武侠、何谓中国武术、何谓中国文化等有趣
课题，而金庸到底又怎样能把这些原素揉合起来，结集成让人读得兴味盎然的畅销读物
？《鹿鼎记》创作於一九六九与一九七二年之间，乃是金庸最後一部的武侠小说；也是
金庸作品中最精彩、最独特、最具吸引力的其中一部代表作。

　　事实上，透过故事的细腻叙述，撇开文字中诙谐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再次认
同。一位中国评论家曾经提到，金庸在书中描述的智慧与诙谐，都以中国传统佛道思想
为中心，看来笨拙愚钝的背後，却是精灵巧妙的表现。

　　金庸述说：「在动笔写《鹿鼎记》之初，我本来想写一部以扬州为开始的背景，比
较不怎麽传统的武侠小说。但主角韦小宝逐渐自己成形，顽皮狡猾，作者竟控制他不住
，他自己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败堕落，使到《鹿鼎记》变成了一部连作者也意想
不到的奇怪小说。」现时推出的英译本为全套三卷之第一卷，属原着的第一集，其馀两
卷分别暂定於九八年中及年底推出。而《书剑恩仇录》将会是下一部被翻译的作品，会
於不久将来面世。

　　摘自：博学堂《金庸武侠迈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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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北大演讲纪录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於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４日至９日赴北
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
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
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
。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
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
，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
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
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
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
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
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
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於国家、对於社会、对於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
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
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

　　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
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
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
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
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

　　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
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
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
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
王羲之的地方怎麽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
，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
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
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麽学
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
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
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
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
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
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
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
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
，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
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
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
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
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
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後写的
，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
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
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
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
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
；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
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
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
一强盛，後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麽就会中兴。如果
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麽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
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
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後，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
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後可能又腐
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
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麽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
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
文化上同它们融合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
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
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麽中国可以融
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
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较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
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後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
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
於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那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
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後，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
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
，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
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
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
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
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
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
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
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
“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
，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魏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
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
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
唐太宗的皇後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後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
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 2、3 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
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
有 2、3 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
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
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
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
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
期跟你乾耗打到後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
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
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
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後来分为南北
，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
。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
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
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

　　来到了土耳其。後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
到现在。

　　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 16 世纪以後
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
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
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 16 世纪以後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
是到了 1820 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 2020 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
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
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後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
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
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
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
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麽欧洲人什麽时候才
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
，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
。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
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
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後、郑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
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
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 16 世纪初的 1517 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
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
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乾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
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
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 16 世纪，欧洲自
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麽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
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
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
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
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
、五胡乱华、蒙古人、满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於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
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
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於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的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
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
，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於中国
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於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
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於和平，就好象长城，处於守势，平稳、调和
，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
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於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後的世界大战将不
可思议。

　　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於尽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
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
。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於中国，他们希
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
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 莫格勋爵也参
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後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於这个中心是中
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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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不再写武侠

　　“武侠小说我不写了。今後准备写一两部以汉唐朝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最近，
查良镛（金庸）先生在会见记者时这样说。

　　的确，在中国，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提起金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武侠小说。从
50年代到70年代，金庸先後创作了从《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到《鹿鼎记》共计
15部36册1000余万字的武侠小说，其作品深受各阶层读者的喜爱。

　　金庸不写武侠小说了，这对于众多喜欢武侠故事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个遗憾，但我们
将会在金庸先生笔下看到一个“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的更加深厚精彩的
历史场景，这对于广大读者不也是一种福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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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趣事

　　早已讲过写金庸并不容易写，因为他没有倪匡那么风趣。既不风趣，趣事自然不会
多。

　　但有时又不尽然。金庸也有他风趣的一面。比方他请人写稿，有时也会奇招迭出。

　　有一回他请我替《内明》杂志写稿，为了怕我拒绝，便给我来一封信。信有一定格
式，把要求的事列成几点，最后以弟自称。

　　所列几点，包括稿件性质，字数，稿费若干，为着怕我担心稿费，另加小说稿费由
弟负责追讨。

　　接到一封这样的信，叫人怎能不写？至于金庸为什么会替《内明》杂志拉稿，这里
不能不闲扯一笔。

　　《内明》杂志是一本佛经杂志，主编沈九成跟金庸是好朋友。原来，金庸对佛经一
直很有兴趣，时常跟沈九成过从，研讨佛经。尤其在他的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遇事后
，金庸更醉心于佛经的研究。听人家说，《内明》杂志的经费有部分是由金庸负责的，
难怪他这么热心。

　　看到前面写的金庸对作者稿费如此负责，读者一定以为金庸对稿费一定不会计较。

　　不过这里所谓稿费，是指金庸付与各作家的稿费而言，并非人家付与金庸的稿费。

　　事实上，现时香港恐怕没有人能请得起金庸写稿了。他的稿费如何计法。已无准则
，这又如何请法？《明报》的稿费一向定得不很高，至少它没有《东方》与《成报》那
么高。

　　大约七九年，三孙介绍我去《东方日报》写稿，订明写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
十字，稿费是一千元。但我在《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六百
五十三，比《东方》少了三百五十元。我没有提过抗议。但倪匡和亦舒就不同了。兄妹
齐向金庸抗议，电话，信件齐飞，要求加稿费。

　　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势。

　　倪匡气他不过，乘住一场宴会，带住几分酒意，大声疾呼要金庸加稿费。

　　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

　　总算把一场风波平了。

　　事后，稿费真的加了，是百分之五，聊胜于无。

　　倪匡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拗他不过，于是杀手锏来了。

　　“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给你写信。”金庸用近乎哀求的语调说。一听写信，
倪匡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原来以论口才，金庸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道理，倪匡绝对不是对手。

　　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独有金庸是一等一的傻瓜，偏偏喜欢写信。

　　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有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人。”坐言起行，过
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便是经济不
景气，惟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谓你加，人也要
加。这笔开销不轻，只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所以，一路到现在，倪匡在明报的稿费并不太高。比起《东方》，《清新》《翡翠
》大有不如。

　　倪匡常自叹：“跟查良镛太熟，有时反而不好乱说话呢！”

　　亦舒是继倪匡后第二个敢同金庸谈稿费的天下勇者。

　　亦舒比倪匡还辣，她在专栏里直接提出，文辞尖刻，几乎在说金庸在刻薄爬格子动
物。

　　面对如此刚猛的攻势，金庸以不变应万变，甚而以静制动，一样把亦舒弄得服服贴
贴，到了升任政府高官后，仍乖乖地化个笔名在写稿费不如理想的连载。

　　在本港文化界里，倪氏兄妹素以辛辣出名，居然都给金庸弄得服服贴贴。你说金庸
的本领有多大？木蚤虽恶，遇上糯米也是变不出戏法的。

　　金庸就是治服倪氏兄妹这两只顽皮木蚤的糯米。

　　为了这个原因，许多人说金庸吝啬。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不过是深懂节省之道理
而已。他不像倪匡乱花钱，也不会富而后骄。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有时也很慷慨。
这一点倪匡体会很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就会预支版税。这是是倪
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

　　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一趟皱过眉头。顶多会
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

　　虽然金庸办报发了大财，倪匡是他的老朋友，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照料倪匡。现
今世界，势利现实，像金庸那样对待朋友，是不多见的。

　　说起来，金庸很爱才，有才的人，在明报服务，都会受到他另眼相看。这里举几个
例子，读者 就可以明白。

　　这二十年来，明报人才辈出，已故的漫画家王司马就是金庸爱惜的人。王司马进入
明报工作的时候，还未成名。大约在一九六八年，我常投稿《明灯日报》“日本小说丛
”版，王司马便常常替我配图，《明灯》的稿费很低，可想而知。进入明报后，由于工
作勤力，表现好，金庸很喜欢他，但是他的稿费一直没有怎么加过，依然是三百元一个
月。

　　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在倪大哥面前发了一点牢骚，倪匡便答应替他去说项。

　　倪匡见到金庸，问：“喂，查良镛！王司马的漫画崭不崭？”

　　“崭！交关崭！”金庸竖起了大拇指。

　　“应不应该加稿费？”倪匡带金庸进入正题。

　　“应该！”金庸想也不想回答。

　　“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倪匡说。

　　“吓！这么少，不行，不行，”金庸顿足：“他想加多少？”

　　“一千五百元。”倪匡说。

　　“甚么？”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

　　“那你可以加多少？”

　　“嗯！”金庸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

　　“多谢！多谢！”倪匡马上脱帽致敬。

　　原来王司马的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现在有一千二百元，倪匡如何能不致敬？这
一回是小倪匡计取金庸了。

　　后来，金庸知道了，笑笑说：“一千五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

　　可见金庸是多么的爱才。

　　还有一个是王世瑜，这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许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

　　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

　　但这个信差，套句广东话，是“话头醒尾”，兼且“做事勤力”，因此甚获金庸欢
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金庸更叫王世瑜出任《华
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俩。

　　后来，王世瑜因事离开了《明报》，进入《新报》做事。《新报》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出任总编辑，我就坐在离他十尺不到的那张写字台。其时我在《新报》任通天
小职员。

　　何谓“通天小职员”？便是报馆大小事务都要做：校对，听电话，写新闻，而工作
时间或日或夜，毫无准则。

　　王世瑜虽然身为老总，助手只有号称零零八的雅伦方一个。真佩服王世瑜的干劲，
《新夜报》是他一手搞出来的，销路几万份，替《新报》罗斌赚了不少钱。

　　后来王世瑜自己办《今夜报》，销路居然盖过《新夜报》。《新夜报》停刊后，《
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王世瑜因而赚了不少钱。

　　最近王世瑜举家移民加拿大，把报纸卖掉，报社变现钞，袋袋平安，王世瑜的本事
你看有多大！

　　金庸对王世瑜堪称念念不忘，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
》报政，衔头是《明报晚报》社长兼《财经日报》社长，风头之盛，一时无俩。

　　谁都知道，王世瑜离开明报时，是满腔冤气的，年少气盛，到了创刊《新夜报》，
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

　　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
”总不放在心上。

　　现在居然邀请王世瑜回巢，金庸气量之大，真是罕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斯是至理明言。金庸爱王世瑜的才，才对金庸而言，实
在可以盖过任何积怨。《明报晚报》有王世瑜这样的鬼才，当大有机会重振声威也！

　　除了王世瑜，还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在资料室任职。金庸欣赏他，把他保送到英国念书。学成
归来，立刻请他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

　　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升任老总，恰值股市狂潮，《
明报晚报》这张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遂成为一纸风行的晚报。销路有好几万份。
直到林三木创办《信报》后，《明报晚报》的销路才逐渐跌下来。

　　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

　　然而，金庸从来不这样说过。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
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

　　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
老板的习气，大言炎炎的叫林三木做“三木，三木”。

　　甚至对胡菊人，金庸也是念念不忘的。

　　八十年代初，明报发生了一件大事，便是《明报月刊》的总编辑胡菊人脱离《明报
》，创立《中报》。

　　金庸劝胡菊人三思，胡菊人坚持不纳，而且暗中招兵买马，金庸逼于无奈，只好忍
痛割爱。

　　为了酬谢胡菊人对明报十三年以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楼设宴欢送，并
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场面异常感人。

　　及至胡菊人失意《中报》，金庸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菊人的近况。

　　胡菊人当年离开《明报》，曾经暗底拉拢《明报》编辑部的人员，当时军心颇为动
摇，幸赖金庸震压才保平安，但金庸一点没怪胡菊人，还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
辑。

　　胡菊人是个好编辑，这是无可置疑的。离开《明报》后，月刊的销路一直下跌，开
战鼓而思良将，金庸午夜梦回，大概是忘不了胡菊人的。

　　金庸有什么嗜好呢？他喜欢看书。住在渣甸山的时候，除了那个一千尺 的大书房外
，楼下还有书库。最保守估计，他储藏了几万册的好书。

　　书以外，金庸极喜欢捉围棋。

　　可以说他是一等一的棋迷。段数嘛，现在也应该有一段了吧。

　　这几年，金庸不断请了大陆的围棋高手来香港跟他对奕。有一段时期，有两个围棋
高手一直住在他家里，食佣工全归金庸。工作就是每天陪金庸下棋。

　　为了棋，金庸可以浑忘一切。以前他每天晚上都回报馆。有了围棋，他不常回报馆
写社论，所以现在《明报》的社论有部分是由徐东滨执笔，偶尔也有老总潘粤生的客串
。

　　对围棋，金庸甚有研究。家中收藏有关围棋的书实在不少。而对棋盘及棋子，也十
分谨慎选购。

　　最近金庸搬了家，从北角半山搬了去山顶道。

　　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好几万尺。那个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已用了百
万元。

　　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招应
不易。

　　金庸听了也不在乎。独要倪匡看他新买的木棋盘。

　　他把棋盘拿了出来，让倪匡过目：“猜猜看，买了多少钱？”

　　倪匡一看，暗想：“你查良镛问得我价钱，自然不会是次货，那就估高一点吧！”

　　“一万块！”倪匡想了想答。

　　“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金庸提醒他。

　　“那么----”，倪匡再想了想，“三万块！”

　　“唉！”金庸摇了摇头：“倪匡，你怎么这么不识货？”

　　倪匡有点不服，“我怎么不识货？”

　　“这是甄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还要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
应卖给我。”金庸一本正经地说。

　　“甚么？”倪匡跳了起来，这么一个劳什子的棋盘，还要央人去说项，放屁！没好
气地问：“那么到底多少钱？别卖关子了！”

　　金庸竖高十根指头。

　　“哇！十万块！”倪匡跳了起来，指住那个棋盘，“这个棋盘要十万块？”

　　金庸把棋盘抱得紧紧，生怕它溜走似地。

　　“唉！这回轮到倪匡叹气了。

　　十万块买一个木棋盘，你说金庸对围棋是迷到了什么地步。

　　除了书与围棋，金庸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了。

　　最近有记者问他，还会不会写武侠小说？金庸没有正面答复，但言下之意，是不会
再写了。

　　为什么金庸不再写武侠小说呢？倪匡的解释是：“他写不出了！”

　　以我看来，写不出则未必，但会否比旧作写得更好呢？恐怕金庸没有十足把握。

　　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
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金庸比川端康
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
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有许多认识金庸的人，都以为近年金庸变得孤家，不爱交际。孰不料这正是他自保
之道，他实在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小说。

　　不过，一个写惯小说的人，如果叫他常年不写字，也是会技痒难熬的。金庸没有新
作，但这十年间，却从事修订的工作，他将出版了的武侠小说重新修订。

　　所谓修订，有时是变相的改写，像《天龙八部》，就将倪匡所代笔的那一大段删掉
了。

　　据金庸说，删掉那段，并不代表倪匡写得不好，而是想统一风格。

　　修订过的新版，好不好呢？见仁见智。

　　倪匡在他论述金庸小说的专著里，曾提出抗议，认为有时斧击之根实在太深，反而
减弱了阅读的趣味。对这一点，不独倪匡如此，许多人都有同感。

　　但是，有时也得替金庸想一想，他的武侠小说发表时都是一天一天的刊在报上，结
集成书，碍于时间，也未必逐一看清楚，所以有些情节往往出现首尾不接的现象。如果
不加以修改，实在有碍小说结构的完整性。

　　就是修订过后的小说，情节也有不如人处。

　　八一年，我在”无线“工作，创作组决定把金庸的《天龙八部》搬上银幕。我们一
队工作人员跟随萧笙去澳门“度桥”，每人事先精读《天龙八部》，这才发觉漏洞百出
，编剧人员惟有想尽办法修补，同样情形，相信一定出在《射雕》和《神雕》身上，可
见长篇小说并不易写，强如金庸，经过修订，仍有瑕疵，何况未修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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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灿烂与黯然


　　金庸的灿烂在于他进得了中方，又跳得出中方。他的武侠小说来自他在某一距离中
对他进出中方的艺术创造，明报报格则来自他在某一距离中对中国的情意反思。
　　
　　开放改革后，金庸等待几十年的「斯人」邓小平出，金庸全面认同，以前那种距离
与抽离形存实亡，他的灿烂不再。
　　
　　邓小平的开放改革体现了金庸一士谔谔，苦心颁祷了几十年的理想，也掏空了金庸
的理念。开放改革后中国具体怎样走，涉及种种政经文化专科专业，金庸再没有提出独
特、实质内涵的看法。几十年来，金庸心系中原，也不大从香港出发看香港。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思维、生活方式转变，在人类史上和中国
文化再造史上意义深刻，恐怕他都不太在意。十多年来，明报作为一份知识份子的报纸
，一份文人报纸，仍无愧于香港那个期间的民主化、理性化与现代化，但明报已不如六
、七十年代那样与时代高歌共舞；明报的口、心、脑、四肢经常错落，灵魂与肉体不再
浑然联动。对中国、对香港，明报失位失向了一大阵子。
　　
　　「殖民地无民主」论读二月号《明报月刊》金庸、池田大作对谈录，我又想起据说
是金庸的名言：「殖民地无民主、有民主不是殖民地。」这句话如成立，跟著下列的说
法也成立：「殖民地无（可能有）自由/法治/公平/正义/管治水平/廉政/ 公正选举/开
放政府/繁荣/代议政制/决策参与/服务（大众的）承诺……，有（上述各项）便不是殖
民地」，而且：「殖民地无（可能有）（上述各项），有也尽是假的」的说法，也应成
立。
　　
　　从中国本本主义的角度看香港，香港这殖民地不应有好东西，但事实却是：香港有
很多好东西、比中国更好的东西。
　　香港以自己的存在，挑战中国的唯心先验，迫中国从事实出发。从唯心的空头政治
理论出发，香港殖民地不可能有好东西，那就要全盘清洗，还保留什么？还有什么五十
年不变？这，正是二百多年来的民族心魔与文化心魔，五十年内必然不断困扰香港一制
。这，就是一国两制之难处。社会多数与组内少数在对话中，金庸告诉池田大作：「…
…这个（基本法草委政制）小组……李柱铭与司徒华……
　　两人在会中是少数，但意见坚持不让，经常和其他小组成员发生激烈争辩，同时…
…时时施行群众性的压力，例如游行示威、到《明报》大厦前焚烧《明报》表示抗议等
等。
　　」一般的读者大概会这样理解：李柱铭与司徒华在组内少数，于是搞小动作，在体
制外用「群众性压力」，不按游戏规则、不漂亮。
　　
　　果然，池田便联想起：「雅典的民主主义杀死了苏格拉底」，以及「卢梭曾喟叹：
　　『民众在选举中是主人、选举之后则是奴隶』。」佛说毋诳，池田却把香港过去十
多年的民主运动与雅典和法国的暴民相提并论！金庸漏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李柱铭和司
徒华在小组里的少数，却是社会的多数。十多年来的无数次民意调查和较能代表全社会
的选举，都清楚显示这个民意总方向。
　　以金庸，尤其是今天的金庸，是应该讲出这点的。这将为过往的历史与这次的讨论
增添层次与诚信。他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与原因与立场，但不能不从这个事实出发。或许
，金庸不知自己在社会中是少数？「一人一票直选」之辩金庸与民主派的一次争拗，是
「一人一票直选」
　　问题。他说：「……我在理论上和『民主派』的学者，宣传家仍展开激辩。对方不
顾事实，一味高呼口号，要『一人一票直选』。」这次争辩，在字义上金庸找到民主派
的一丁点漏洞，抓到著力点，企图用这丁点儿字面上的著力点扳回全局。这么多年后李
福善仍在套用金庸的论调，说美国总统也是间选，跟香港的特首间选一样，令人神伤。
　　
　　基本法政制争论的重点在于立法会成员与行政长官权力来源的广或窄，直选问题根
本只是技术枝节。金庸以美国总统的「机械间选」（选举人只是信差）否定「直选」，
只是揭露民主派文字策略的失误，而没有建立自己的理据力量。金庸力主大量「照顾到
社会上特殊阶层的传统利益」，却借用美英的间选为利器。这利器却反过来挫伤他自己
。如果民主派说：「我们放弃『直选』提法，改用金庸提的英美模式」，怎办？时势与
理节或者，那时局势需要金庸这样出招。如果是这样，赢了策略，就赢不了理节了。
　　
　　邓小平近乎独力拨乱反正，把全国工作重点由空头政治转到经济建设上，让一部份
人先富起来，金庸适时顺势，成为邓小平的「无距离」支持者。只是，邓小平的政策、
思想、价值观、行事性情，跟现代社会和香港仍有很大距离。金庸适时顺势，难免折损
理节。就如杨振宁由文革到六四，适时持节，顺势秉理，任你怎说也是两难全。很多朋
友委身现行事功，都有这个两难之叹。以今天的金庸，应可以跳出十多年来的当事人身
分，在物外高处看问题，「容」「汇」百流、统摄摄百家，超然自在，甚而在另一层兼
得时势与理节。
　　关键……在他对香港的认识。
　　
　　香港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奇迹，绝不是单独建立发展起来的，而是与管治文化、廉
政文化、法治文化一起，前后相因抽成而发展起来的。这个「总体的香港」才是香港真
正可贵之处，才是真正的香港宝藏。极难想像，香港经济可以割裂香港的文化哲学、思
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标准与生活方式…
　　…发展起来。
　　
　　不幸，香港的经济成功与运作模式却整天被阉割掉她的文化灵魂。
　　
　　香港普遍人云亦云，都说香港的经济，而不谈香港与经济有机成长起来的、人类学
上定义的文化。任何肯进入香港社会，从香港现实出发观察香港及香港与中国的互动，
而又能客观抽离地总体比较香港与中国的人，都可以发现，香港在现代化与现代性上，
很多方面超越了中国，成功处理了很多中国文化的老大难问题（如自由与程序的矛盾）
，发展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将来必如过去，会为大陆指出很多文化路向。这在民间是
非常清楚的，大陆一些学者也开始体认这点。
　　
　　这个「香港牌的中国新文化」，独欠政治体制。过去十多二十年，战后新生代带头
努力，就是要补上这个政治缺口。
　　只因香港人只懂做不懂讲，大陆不知这些香港宝藏，香港人自己也不知。如果香港
能成功补上这个政治体制的缺口，香港便能真正成为一个上下生生不息地自流的自治社
会，一个在中国主权体内的现代化整全社会。
　　
　　十多二十年的过渡，香港以脆弱的生命，捱过中国一波接一波爆发的唯意志与情意
结，这是香港各阶层与群族的共同努力。民主派与非民主派、亲中与非亲中、保守与非
保守、工商界与非工商界，基层与非基层……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自己的方法发挥功
用，作出贡献。一国两制五十年，类似的跨文明、跨世纪、跨社会挑战，才刚开始。九
七年前香港的成长与生存如混沌初开，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完全没有自觉。
　　
　　九七年之后，香港没有自觉化恐再难如九七前成长与生存。中国的总体现代化，是
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必将现代化，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个「必然
」却内藏无数「偶然」及「或然」，要由「必然」变成「已然」，香港的功能与作用少
不了。
　　
　　金庸的思想情怀与道德胸襟，如果加上这些「香港诞生、成长、生存模式及意义」
　　的素材，将是跨世纪的人文气象！

mister

kao,又是一个zgbl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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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大家风度   

　　袁良骏金庸在海内外已被炒得沸沸扬扬，桂冠一大堆，好评一串串，传记也出了一
本又一本。金庸陶醉了吗？飘飘然了吗？没有。他这样说：我毕竟是个小人物。在内地
、香港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记，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他们是借我的名来赚钱，动机是不好
的。也不来问我一下，甚至也不去问一下我的朋友，完全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见《书
友周报》1998．7．28江南文）。

　　金庸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人物”，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充分表现了
他的历史观。何谓“大人物”？在他心目中恐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
、康熙、乾隆、孙中山、毛泽东……一流人物，即曾经左右历史的浮沉，扭转乾坤者是
也。而他虽然是一代才俊、文坛高手、武侠大师，然而，毕竟“百无一用是书生”，比
起那些“大人物”来，自己才华再大，也只能归入“小人物”了。这个归类并不科学，
假如说“大人物”意味着就是“伟大人物”，那末，“伟大人物”并不局限在政治、军
事领域，并不都要翻转乾坤，各行各业的创业家、发明家、有巨大贡献者、领一代风骚
者，都可以称为“大人物”或伟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绝不亚于秦皇汉武，李
时珍也绝不亚于朱元璋，托尔斯泰也不亚于彼得大帝。金庸的可贵在他的自审自省力。
在众多的吹捧面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难能可贵！

　　就谦虚本身而论，金庸也很难得。写他的那些传记，据我所知，吹捧者居多，有些
撰写者满以为会得金庸青睐，自己也就成了精通“金大师”的“大师”了。他们完全没
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金大师”一点也不领情，不仅说他们“靠不住”，而
且说他们“动机不好”、借“名”赚钱、“东拼西凑”，否定得相当彻底。有无用语过
重之处？当然也很难说。值得深思的是金庸为什么对这些传记作者如此反感？归根结蒂
还是他瞧不起廉价吹捧，瞧不起铜臭气，瞧不起粗制滥造。一个作家能这样对待吹捧自
己的一些传记，实在不容易。金庸还说：“我的小说并没有学者赞扬得那么好的程度”
，“对自己评价还是低点为好……不能讲假话、大话、空话……那样做对不起读者，也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特别有趣的是，当记者问到他武侠小说的前途时，他竟然说：“
武侠小说将来的前途不大。”当一些学者大讲武侠小说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将要成
为“经典著作”时，金庸却兜头来了一瓢冷水，这都是很出吹捧者意料之外的。究竟是
金金庸的大家风度，也几乎是所有文学大家的风度。只有那些成就有限、底气不足、小
家子气十足的人，才会热衷于别人为自己树碑立传，才会斤斤计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才会对廉价吹捧甘之若饴。有无大家风度，实在是一个作家品格高下的试金石。

　　反过来，作家的大家风度是否也对研究家、学者、“传记家”提出了一点启示呢？
作家有风度，有品格，研究家、学者、“传记家”

　　是否也应该有点风度、有点品格呢？是否应严格遵循“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
迅语）的原则呢？对那些不知天高地厚，一触即跳、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的作家应不应
该披其逆鳞呢？还有，对活着的作家，是否先不要传记“侍候”呢？等他百年后再写是
否会更科学、更公正呢？据说，还有一批专拿“红包”、专说好话的“批评家”，对这
样的“批评家”，似乎古人早有定评了：“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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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故事

　　1924年2月金庸生於海宁县袁花镇一个富有的家庭。查文清...金庸祖父,清光绪丙戌
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後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

　　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沿海更甚,此传教士常欺压百姓,官府摄於列强淫
威,往往视而不见。终於忍无可忍,在丹阳,数百名愤怒的群众围攻当地教堂,并一把火将
其焚烧,此就是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事发之後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处斩为首二人,查文清颇感为难
,思来想去,寻得两全之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二人逃走,才轻松前去上司那里汇报...告
知无为首之人,言本官难辞其责,故请辞官职...

　　查文清去世後,丹阳有十位绅士来吊祭,当时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每
走一里就磕一个头从丹阳到袁花,金庸後来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显然与其祖
父经历中看到的"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有十分密切关联。

　　查文清死後,留下一些家宅和田地,金庸出生时,查家还拥有三千六百多亩田租种者也
有上百户,所以其父亲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查家富有,雇一些长,短工料理家务,金庸
刚上学时,就有一名长工负责接送他,下雨的日子,此长工还抱着他上、放学.此长工是个
驼子,半身残废,是查文清辞官时从丹阳带回家的,因残疾,金庸很同情他,看到别人取笑他
,就予以制止,有时还为此哭了起来,他发病时,金庸还时时到他小房子看他,拿些东西给他
吃,当时长工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但把少年金庸视为朋友,还将身世告诉金庸。

　　原来他家是开豆腐店的,当地一名财主看中他未婚妻,便出计陷害他,差人把他打成残
废,还把他关进牢狱两年,其未婚妻做了财主继室,他出狱後心怀愤怒,持刀刺了财主,又判
刑入狱,查文清把他救出,此长工病死後,金庸一直很怀念他,二三十年後以他身世为素材
,写下『连城诀』以纪念此「很亲切的一位老人」。

　　因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丰富,浙西一带十分有名.故尽管金庸年纪幼小,但所涉猎
的书籍已相当广范,一天,他翻藏书时,无意中看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此部书是「
新文派」始祖,言情小说家顾明道写的,一连看几天,金庸拍案「想不到世上还有那麽好看
的书」当时金庸只有八九岁。其後金庸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赌为快,平江不肖生的『江
湖奇侠传』,其中「火烧红连寺」的故事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平江不肖生在「侦探世界」
杂志连载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金庸入迷。

　　1937年金庸13岁,就读浙江省立嘉兴中学,刚读完一年级,日本侵华,後来读到高中,战
火更烈,家乡沦陷.由於战事,杭州,嘉兴,湖州的第一流中学便成了联合高中,此後金庸随
学校辗转於馀杭,临安,丽水.没有家庭接济,金庸一度只能靠政府发的公费度日,穿草鞋,
受军训,四处颠沛.然此一艰苦生活,锻磨出日後他的独立性格.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就读,当时学校办有一个壁报,校内凡有兴趣者均可
自由编写,有一天壁报前忽然挤满人,大家争看一篇『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阿丽丝漫
游记』正是金庸所写,文中描述阿丽丝不远千里到一所学校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
之际.忽然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吓学生:「如果..
.你活的不耐烦了,我就教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教室
,饭厅,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同学一眼便看出眼镜蛇讽谕的是训导主任沉乃昌,他讲话
常夹着『如果』二字,学生就以「如果」作其绰号.几天後,金庸被开除,自此,金庸转入衢
州中学就读.

　　抗战前富家子弟纷纷出国留学,学成再回国一展抱负以查家优裕家境,金庸去海外是
计画中的事.但战争爆发使此计画不能实现,後来金庸忆及此事,仍颇遗憾.「若学成回来
,就很有可能当上大学教授。」对金庸来说,虽不能留学圆他的「教授梦」是不小的憾事
,但也正因此变化,反使他更坚定了另一想法的追求。

　　这就是:做个「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