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的突兀离去，直接后果就是峨嵋急剧转向孤立主义。感到屈辱的周芷若现在决心以更激进的方式捍卫自己和自己门派的尊严。当她返回峨嵋后，立即镇压了幸灾乐祸的丁敏君派系，并刻苦练习据说是从倚天剑和屠龙刀中取得的古代武术典籍《九阴真经》。不仅如此，周芷若还敏感地把握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她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热武器重要性的武术家。和一般守旧的武术家不同，周芷若并不迷信武术和冷兵器的力量。她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购买了先进的火器技术，研发了被称为“霹雳雷火弹”的弹射爆炸式武器，并将其用于武术格斗（由于武术界当时并未对冷兵器和热兵器做出任何区分，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峨嵋的一切行动，目的仅仅在于以武力压倒其他的门派以及向明教报复，而完全缺乏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在未来的冲突中获胜，周芷若还收留了已经背叛武当的宋青书，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武当武术的精要。这在派际关系上被认为是极为不友好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武当-明教联盟的反弹。
但相比少林可能带来的威胁，峨嵋的敌对态度又显得无足轻重了。面对武当-明教联盟的蒸蒸日上，少林目前也和丐帮一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而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江湖世界最高权威的少林派，所背负的传统比衰落的丐帮要沉重得多。一边是维护由自己主导的摇摇欲坠的旧秩序，另一边是主动加入武当和明教正在缔造的新秩序，正当少林的领导人犹豫不决时，“狮子王”谢逊的被俘虏令他们终于倒向了前者，决心与武当和明教作最后的较量。作为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谢逊，同时也是一个罪行昭彰的杀人凶手。因此，少林现在不需要直接挑战明教的权威，只需要以公审罪犯的名义召开大会，就可以组织一个实质上的反明教联盟，并重新树立自己在江湖世界的至高权威。因此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佛教寺院，少林在这一年的三月向整个江湖世界宣布，要在五月五日召开大会，公开处死谢逊。
在二十年代和阳顶天的战斗惨败后，渡厄、渡难和渡劫三名元老就隐居在后山，他们被称为“面壁者”，少林将在未来与明教对抗中的胜利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谢逊被俘后，为了防备明教可能的救援，他们被请来看守谢逊。他们所组成的“金刚伏魔圈”是利用三体运动的不可预测性来组成各种变幻莫测的组成，以迷惑和困扰对手（由于这种阵法极其繁复艰深，因此在西方又被称为“雅典娜的惊叹”）。凭借这种威力惊人的战阵，他们成功阻止了张无忌两次救人的尝试，并杀死了何太冲、班淑娴等其他“破壁人”。
五月五日的少林寺英雄大会是1259年襄阳会议之后第一次江湖世界的代表会议。这种会议的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主办方向江湖世界各个势力的被公认的代表——他们被尊称为“英雄（Heroes）”——发送邀请，而后者视乎主办方的地位及其与自己的关系自由决定是否与会。通常只有少林和丐帮这样最大的势力才能召开整个江湖范围内的会议，譬如1094年丐帮发起的少林寺会议。1259年“北方骑士”郭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资格召开英雄大会，但仍然有许多资深武术家不承认他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郭靖举行会议的同时，“西方狂人”杨过在同一天集合了另一批武术家召开了“英雄小会”。但1358年的会议与99年前不同，这次会议表面的议程只是如何处理谢逊及屠龙刀，但本质上仍然是重新决定江湖世界秩序的较量。与会者并非都是出于对少林的地位的承认，也有许多代表为了声援明教而来——譬如改组后的丐帮。同时，也不乏峨嵋这样试图依靠暴力在会议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单边主义势力。
会议很快决定，以武术比试的传统形式决定谢逊的归属。在比试中，峨嵋正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即使张无忌也出于偶然因素败给了周芷若。但明教特种部队在会场上进行的一次演习已经使这一切前台的较量都失去了意义：在杨逍的指挥下，被收归中央的五行旗特种部队展示了类似罗马军团投掷标枪的集体作战方式，让骄傲的武术家们认识到，在战场上，自己的武术造诣无足轻重，面前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可以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歼灭。只有周芷若这种最狂热的武术沙文主义者才会看不到，明教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世界的范围——他们所面对的是另一个帝国的雏形。尽管明教或许尚未取得江湖世界的最高权威，但即使没有这种权威，他们也能够成为“中央之国”真正的主人。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少林“面壁计划”真正的意图被揭示为向明教示好的橄榄枝。在英雄大会召开的前夕，“面壁者”渡厄默许了阴谋已被发现的圆真发动一场夺取少林寺统治权的政变，以便在不利的情况下以空闻方丈等人的生命为赌注，换取明教方面的谅解；同时利用一种独特的催眠术反复念诵佛经，为谢逊打上信仰佛教的“思想钢印”。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成功，成昆的阴谋被揭穿，从而成为了少林野心的替罪羊；而谢逊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了态度，从狂热的明教徒改宗为虔诚的佛教徒，而表示要留在少林。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实现了少林与明教的顺利和解。而帝国军队此时的进攻，成为江湖世界反元联盟最终形成的催化剂。在张无忌的指挥下，明教带领数百名武术家们取得了作战的胜利。此时，即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江湖世界大势所趋的明显走向：张无忌所率领的明教将成为这个世界无所争议的主人，甚至成为中华帝国的新主人。
但是，最为敏锐的观察家却能够看出这一表面趋势下潜伏的危机和可能的变动。在濠州逃婚事件之后，明教内部已经对教主被蒙古女伯爵所左右的丑闻感到不安。不久，张无忌和赵敏以未婚夫妇的身份公然出现，进一步引起了明教上下的不满。现在，张无忌已经越来越少地被视为明王的化身，而更多被描述为沉溺色欲的无知青年。中国的史学家们，经常从儒家传统出发指责“祸水”赵敏败坏了张无忌本来蒸蒸日上的事业。这至少部分是不公正的。可以看出，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中枢和地方，领导核心和军队自阳顶天死后以来的脱节。张无忌短暂的统治并未扭转这一趋势，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何在。张无忌的罗曼史，既可以解释成教主对蒙古女伯爵的征服，也可以解释成被狡猾的蒙古女伯爵所摆布，问题只是谁掌握着对军队及底层教众宣传的渠道。而明教手握实权的地方军阀们不会愿意粉饰这位名义上的主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基督教异端起义中，尽管领导者们纷纷建立了庞大的后宫以满足自己过度的色欲，他们却被教众和后来的崇拜者们奉为刻苦自律，清心寡欲的圣贤。而事实上，赵敏对张无忌的“败坏”可能绝大部分只存在于明朝修撰的史书中，从少林寺会议到张无忌离开政治舞台，时间的短促使得张无忌的名声几乎不可能受到致命打击。大量有关张无忌如何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走向灭亡的记载都出自明朝史官的虚构。不幸的是，根据这些记载，台湾史学家杨佩佩重构了张无忌在濠州如何在朱元璋的阴谋下一步步被孤立和反对，最终去职的过程。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很难符合真实的时间表。
根据可信的记载，张无忌大概在1358年八月带着赵敏秘密来到濠州视察，在那里他意外地发现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囚禁了他的主帅韩林儿，篡夺了明教东部军团的最高统治权。面对政治生命即将被断送的前景，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大胆之极的冒险。当天夜里，朱元璋以宴请张无忌的名义，用药物将他迷晕。晕倒的张无忌和赵敏在黎明时被放入马车中，由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驾车，而朱元璋率领心腹部将大张旗鼓送到城外，造成已经教主离开濠州，前往应天视察的假象。在廖永忠“护送”张无忌和韩林儿的路途中，当他们乘船渡过扬子江时，船意外倾覆，导致张无忌和韩林儿一起被溺死在扬子江中，而或许在此之前很久这位武术大师已经被杀。这次谋杀的细节永远是个谜。在这件事情几年后被披露时，朱元璋已经拥有了无可动摇的实力，他轻描淡写地指责廖永忠没有保护教主周全，不久后又借机处死了这位知情者。
同张无忌一起被俘虏的赵敏则由于其特殊身份长期被秘密囚禁，朱元璋利用她做诱饵，命令诈降的田丰等人刺杀了察罕帖木儿。在明朝建立后的1371年，为了笼络她的哥哥扩廓帖木儿，33岁的赵敏被迫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秦王朱爽。1396年，当朱爽死后，赵敏被迫殉葬，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张无忌的意外死去延缓了但没有中断明教日益壮大的政治事业。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张无忌和明教中枢并不实际掌握军权，他的消失仅仅是打击了明教徒的士气，却并未使他们变成一团散沙。朱元璋对张无忌的暗杀当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当时这一罪行被揭露，他将被愤怒的教众撕成碎片。但只要这一点能够保证机密，张无忌的死绝不会妨碍朱元璋安享数十万军队的效忠。
为了掩盖张无忌的死亡——由于其无与伦比的武术造诣，没有人相信他会自然死亡或战死——朱元璋伪造了张无忌的书信，声称将放弃教主之位而和赵敏隐居，并将这一职位传给杨逍。这是遵循一位老学者的教诲：“高高地筑起城墙，广泛地囤积粮食，但是暂时不要竞争教主。”朱元璋此时的声望和实力还不足以参与教主的竞争，但他无疑很清楚，除了张无忌，没有人能够坐稳这个位置，而杨逍的无能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教主之位的另一个竞争者韦一笑甚至比杨逍更不适合。若干年后，当实力足够壮大时，这一圣冠必将戴在自己的头上，届时它将变成一顶真正的皇冠。现在，身为殷天正死后明教最大的军队领袖，朱元璋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到来。
明史秦王传：
二十八年正月，命帅平羌将军甯正征叛番于洮州，番惧而降。帝悦，赉予甚
厚。其年三月薨，赐谥册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
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
身，其谥曰愍。”樉妃，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次妃，宁河王邓愈女。樉薨，
王妃殉。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剑桥倚天屠龙史
Author: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XIII From Manichaeism to Ming Empire （1358-1368）
第十三章.从明教到大明帝国
1358年八月十五日，蝴蝶谷大公会议后整整一年，仍然是在蝴蝶谷，杨逍在少数几个将领的簇拥下举行了冷清的继位典礼。明教的另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了军队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几乎被架空。
在西部，徐寿辉的统治并未维持很长时间。野心勃勃的徐寿辉对杨逍的指示不予理睬，他不仅收容了成昆的私生子陈友谅，而且赋予他举足轻重的权力。徐寿辉试图通过笼络陈友谅掌握成昆残余的关系网，但他的努力只是让陈友谅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1359年底，陈友谅囚禁了徐寿辉，成为天完政权真正的主宰。彭莹玉在这次政变中死去。不肯服从陈友谅的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宣布向杨逍效忠，令杨逍的实力大为壮大，在明玉珍的拥戴下，杨逍率军进入四川盆地并攻陷了重庆，在第二年占领了整个四川。四川战役耗尽了杨逍老迈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另一名元老范遥在成都附近的一次战役中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扔下数万名士兵逃走，他因此被讥笑为“范跑者（Fan the Runner）”，此后范遥销声匿迹，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终结。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明玉珍接收了张无忌、杨逍时代所剩下来的中央禁卫军，以及徐寿辉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杨逍所传给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这使他在名义上对陈友谅和朱元璋具有了君主对藩臣的地位——如果后二者肯承认他的地位的话。但陈友谅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教主，尽管既没有任何人的授权也没有教义上的依据。这就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三年前还在丐帮中声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对这一点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陈友谅一方面掩耳盗铃地将他的军队改名为“卫明军团”，另一方面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人（ethnic-Chinese）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公元221）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他的年号是“大义”，意思是“伟大的正义（Great Justice）”。
他在东方的对手朱元璋同样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但朱元璋并未提出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参谋告诉他要“暂缓自称教主”，也由于朱元璋从这一时期起，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劝说这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尽早和靠不住的异端宗教脱离关系，而恢复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来，儒学被证明为唯一适合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的公爵”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尽管朱元璋此时仍然没有脱离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经越来越淡化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事实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与明玉珍和陈友谅这样出色的武术家相比，朱元璋的武术造诣相当平庸。幸运的是，四散人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但朱元璋仍然极为缺乏江湖世界的支持。在明教分裂后，已经决定同明教联盟的各主要门派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成为各方面都争取的对象。陈友谅不仅利用他在丐帮中的资源，挑起丐帮的内斗，并令净衣派向他效忠。甚至作为汉人反抗运动相争的峨嵋，在其根据地被明玉珍攻占后，也和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陈友谅结盟。峨嵋派掌门人周芷若甚至在1361年和陈友谅结婚，他们很可能在周芷若陷入丐帮的时候就有秘密的勾结。
但朱元璋却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利益。在江湖主流势力和明教的合作关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于推翻元帝国这一消极方面，而对于未来帝国的建设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极权社会。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而朱元璋呢？1361年他篡位的时候没让赵敏做自己的儿媳，1368年他称帝的时候没让赵敏做自己的儿媳，为什么？那个时候王保保手下有十数万军队，此时招降岂不更好，偏偏要等到1371年，王保保第二次惨败，十万大军灰飞烟灭，自己带着妻儿夜渡黄河才得以逃身的时候让赵敏做自己的儿媳，这个时候，有意义么？冒险让赵敏现身，能收到什么效果？能招降王保保？能通过王保保招降北元将领？事实上，根据史书记载，秦王成婚后第三年，王保保大败徐达，第五年，斩前来劝降的李思齐一臂，同年病逝，也就是说，冒险让赵敏现身，朱元璋一无所获！
武当对朱元璋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张无忌的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另一方面，陈友谅想要争取武当的合作，但是武当却无法忘记几年前他和宋青书企图摧毁自己的阴谋，双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但张无忌毕竟在朱元璋的辖区内失踪，武当对此并非毫无怀疑。朱元璋亲自来到武当拜见张三丰，并谦卑地向后者请教统一和治理国家的策略，终于得到了武当方面的信任。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尽管陈友谅因为昔日同少林和武当的纠葛而难以得到大部分江湖势力的支持。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从而控制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他在1360年率领十万人的舰队沿扬子江东下，攻占了太平，并直抵应天城下，要占领朱元璋的都城。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一个可笑的失误而告惨败：当他企图从扬子江转入秦淮河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座坚固的石桥耸立在那里。无法进入秦淮河水道的舰队被迫退回长江，并在那里的一处港湾登陆休息，在那里他们被朱元璋的伏兵所袭击并退走。这次失败让陈友谅丢失了江西，朱元璋随后派他的侄子朱文正驻守南昌。
经过几年的整顿，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陈友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江府城。1363年四月二十七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
但是事态并没有像陈友谅所计划的方向发展。南昌并未轻易被攻占。一向被认为是花花公子的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达三个月之久，顶住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将陈友谅的庞大军队一直地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军事行动中那样直捣应天，直到六月份朱元璋的援军到来为止。朱文正和他的将士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度不得不以吃木炭为生。因为这场艰苦的战役，朱文正后来被同僚们亲切地称为“朱坚强”。
七月十六日，朱元璋亲率水木军二十万人及两千艘舰船从扬子江下游抵达湖口，随后爆发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在战斗的最初几天，水木军所面临的前景十分黯淡：卫明军的战舰远比他们的高大，它们并在一起，像水上的城墙一样，将自己的战线不断逼迫后退。朱元璋的旗舰“特快号”也受到了对方的炮击，被炸得粉碎，朱元璋本人在周颠的拼死救护下才幸免于难，但是已经有多名大将战死。最后，水木军决定冒险用火攻的方式摧毁对方的密集舰队。这是自公元三世纪的赤壁之战以来就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战术。卫明军不可能对此没有防范。但是朱元璋得到了武当派资深武术家们的协助。他们乘坐几艘小船，轻松地突破了卫明军的箭雨，而进入对方的阵地纵火，直到这座水上堡垒像所多玛一样燃烧起来为止。
鄱阳湖战役并没有摧毁陈友谅的主力。但是卫明军损失惨重，而水木军乘机封锁了通向扬子江的湖口。在又僵持了一个月后，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下令全力突围，夺取通向扬子江的水道，撤回武昌。他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关头为俞莲舟用箭所射杀。周芷若带着她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杀出重围，逃回了武昌，在那里她让陈理继位称帝，而自己成为了摄政太后。但是她的统治只维持了半年。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这是系统地征服汉政权从前领土的开端。
《英雄的国父传奇》中记载了在鄱阳湖战后不久一位道教神灵和朱元璋的相见，这可能是以隐讳的形式记载了张三丰和朱元璋的第二次会面。张三丰现在支持朱元璋向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迈进。1364年中国历新年，朱元璋称“吴王（The Prince of Wu）”，并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统治机构，向未来的明帝国又迈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朱元璋再次率水木军亲征武昌，卫明军全军覆没。周芷若自杀，陈理在大臣的簇拥下投降。长江中游的大片领土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量上的优势，就是朱元璋以后赢得一系列胜利的主要因素，它终于像滚雪球那样使他最后征服了全中国。
在1365年到1367年之间，“吴王”朱元璋投身于对另一位“吴王”张士诚的战争中。张士诚本可以在1360-1364年的“水木-卫明”战争中同陈友谅联合起来对朱元璋前后夹击。但他抱着让明教徒们两败俱伤的意图而袖手旁观，现在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比以前强大一倍以上的朱元璋已经对他具有了绝对优势。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进攻张士诚在扬子江北的控制区，另一方面派殷野王率天鹰旗进攻浙西，最后两军南北夹击，合围苏州。虽然张士诚已经注定失败，但是朱元璋在这场战争中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抵抗。抵抗主要来自江南士绅对明教红色恐怖的厌恶。在天鹰教肆虐的时代，他们曾经饱受蹂躏。虽然朱元璋已经竭力向儒家传统靠拢，但在江南上层阶级眼中，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而张士诚已经受到帝国的招安，反而成为正统的象征。对苏州的围攻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殷野王也战死在苏州。最后，常遇春的军队打开了苏州城门。随后苏州遭到了残酷的屠杀。战后，朱元璋命令将城中富户迁徙到北面的荒凉地带，并对整个地区课以重税。在这次战役中，朱元璋显示了他暴戾的性格。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整个中国将反复感受到这一点。
在扫清了南方的几个强敌后，剩下的几个野心家已经无力和朱元璋对抗。朱元璋现在将目光投向更为重要的北方。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南方征服北方的先例。诚然，朱元璋所号称的“吴国”，其前身曾在公元前5世纪初短暂地取得过中原的霸权地位，但其覆灭也同样迅速。对于汗八里的统治者来说，刘福通北伐的失败，不啻于再一次证明了北方的决定性优势。因此，朱元璋在长江流域和陈友谅及张士诚的战争，更多地被他们视为南方叛乱者内讧和覆灭的前兆，而非一个新帝国的兴起。但是如果不是帝国政府本身在北方的分裂和内乱，他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对南方的叛乱者们加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