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EdwardGibbon: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TheHeritagePress,NewYork.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Gruz,M.deRade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andTravellersoftheMiddleAges;C.R.Boxer,SouthChinainthe16thG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④WolframEberhard:AHistoryofChina,p.249.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Goodrich,AShortHistoryoftheChinese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BC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BD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BE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
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BF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s跋嗤蹇瘴扪獭!拱傩兆溃稳萄裕渴拱傩詹豢献溃*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BG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BH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BH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
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
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④“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三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个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性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类身分),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蚀竽⒛辖咴⒗┩镣蚶铮牡娜啡肥峭芯颍鹕逅牧凇*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士Ρ虬芰嗣晒疟*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②,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②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③《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四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②,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国防部)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武官人事)、职方(军政、军令)、车驾(警备、通讯、马匹)、武库(后勤、训练)。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是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朝廷一一批准⑥。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东北军区总司令)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⑦。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固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远近视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杀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象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②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③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到北京,约八千里。
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⑤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
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⑦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⑧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五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
二十四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更加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甚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②
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埃ㄕ憬耍┝偈毕氤隽思讣率轿淦鳎鹨┤*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⑤。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⑥。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支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甚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在宁远海外,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ゼΡ*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①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②《清太祖实录》卷十。
③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④据《胪天颂笔》。
⑤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⑥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⑦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祠庙考》中,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启七年,奉敕建,为辽将死事阵策,在教场尾。”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启七年的冬天,袁崇焕已回东莞,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
⑧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六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①。满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担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①《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③《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七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鑉、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BC。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BD。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BE。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BF。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BG。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BH。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
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BI。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BJ。
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②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③何柄棣: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④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⑤《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⑥“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⑦“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的音转。为了便于读者,本文中不将“金、清”“建洲、满洲”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⑨《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BC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BD《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BE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BF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BG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BH《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BI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BJ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八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