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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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

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

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雍正的“血滴子”

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

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

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

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

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

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

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

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

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

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

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

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

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

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

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

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

“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

甚有关系，小心，小心。”“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

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

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

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

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

“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

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

昧，何足此数，乃仰荷逃邝，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

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

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

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

（康熙批：是。）

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

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

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

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

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

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

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

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

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

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

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

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

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

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

已……”

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

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

“汉大人”则力为开脱。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

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

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

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

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

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

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

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

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

康熙关心他的健康。

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

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

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杂邺十余年，

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

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

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

“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癉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

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

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

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

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

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

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

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

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

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

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

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

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

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

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

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

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

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

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

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

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

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

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

（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

鸡拿（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

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

万嘱，万嘱，万嘱，万嘱！”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

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

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

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

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

“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

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

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

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

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

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

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比之后世不

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

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折中说：“皇上著问：‘提督

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

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

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

奉纶音，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逃邝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

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

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

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

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

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

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

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

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

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

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

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

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

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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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

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

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

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

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

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

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

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

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

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

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

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

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

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

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

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

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

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Ｑ，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

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

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

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

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

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号，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些

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

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

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

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

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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