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名：《归去来兮——从金庸小说正面人物归宿模式论金庸武侠创作的心路历程》
作者：戚兆磊
归去来兮
——从金庸小说正面人物归宿模式论金庸武侠创作的心路历程
戚兆磊
摘要
金庸所有武侠作品不难发现，金庸武侠世界里的主人公在做出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业之后，有半数以上选择了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归隐。这是因为金庸的武侠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国传统儒、道、佛文化影响。由于他的每部作品创作的时间不同，所受传统文化思想的渗透和支配亦是不同，所以他笔下主人公归隐的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正昭显着作者创作过程中，思想意识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转变历程。
关键词
金庸小说人物；归隐；儒、道、佛；创作心路历程
Returns very
——Discusses the idea course from the Jin Yong novel positive characterhome to return to pattern which its knight-errant creates
Abstract
Reads through the Jin Yong all knight-errants work not to bedifficult to discover, in the Jin Yong knight-errant world leadingcharacter after makes gigantically, the earthshaking cause, had morethan half chooses one kind of common home to return to pattern - toreturn to native place. This is because Jin Yong's knight-errantcreates deeply the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namely Chinese traditionConfucian, road, Buddha culture influence. Because his each workcreation time is different, receiv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oughtthe seepage and the control also is different, therefore his writingleading character returns to native place the nature also has the verybig difference. But these is different, illustrious reveals the authorto create in the process, the ideology becomes a lay priest by theConfucian, enters Buddha by the road the idea transformation course.
Key word
Jin Yong novel character; Returns to native place; Confucian, Road,Buddha; Creation idea course
目录
绪论……………………………………………………………………1
一、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归隐………………2
（一）、“退隐” …………………………………………………2
（二）、“隐者” …………………………………………………3
（三）、“半隐” …………………………………………………4
二、共同归隐下的不同——儒、道、释三种性质的隐逸………5
（一）、儒家之侠归隐……………………………………………6
（二）、道家之侠归隐……………………………………………7
（三）、佛家之侠归隐……………………………………………8
三、金庸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历程………………………11
（一）、儒家思想阶段……………………………………………11
（二）、道家思想阶段……………………………………………11
（三）、佛家思想阶段……………………………………………12
结论…………………………………………………………………13
致谢…………………………………………………………………16
参考文献……………………………………………………………17
绪论
宋词人柳永，时言有井水处，皆有柳词。而现在，也有几乎同样的一句话：凡是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十多年来，金庸作品在海内外销量经久不衰，据《远东经济评论》统计，“光是中国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三大市场，连同非法盗版在内，累计已达一亿。［1］在台湾，据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项资料表明，台湾出版金庸作品达一千万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金庸小说的读者。［2］自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全集》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发印行量达四千万套，若每套书有五人阅读的话，大陆读者就有二亿人［3］……
金庸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他是报刊专栏作家，是个商人，他写小说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应该说，他是一个创作者，而不是写作者，但是他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大多数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尤其在作者赋予笔下人物的情感方面，更是让那些专业作家、严肃作家们望其项背。
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庸小说传入大陆。自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1985第4期）发表了一篇《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起, 大陆便揭开了研究金庸小说的序幕。此后，研究金庸小说的著作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有，红学家冯其庸、文学史家章培恒、陈墨、严家炎、倪匡、孔庆东等千百计的学者、评论家、作家对金庸小说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其中红学家冯其庸称其作品在情节结构方面的创造性及完美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4]而北大严家炎教授更是称其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5]。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称金庸先生赋于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而被誉为“中国文豪”、“东方的大仲马”[6]……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所谓的现代文学是高峰时期，之后，可以说是文学的荒漠阶段，而金庸偏居香港，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大都市里，却在用武侠小说的方式阐释着中国古代文化，并把小说的写法推到一个新的层面，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而今，对于金庸的文学地位和价值的评价早已经获得了公认和定论。所以说，研究金庸对研究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有着不能抹杀的意义。
金庸是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继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学家，他的《金庸作品全集》，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使武侠小说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古老文学形式奇迹般地大放异彩。他写的新武侠小说“俗极而雅，奇而致真”，深受国内外各个阶层的读者喜爱和称颂。“他以及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采用章回体形式，通俗文学语言，娴熟的技巧，采写中国的社会、侠义之士和各种人物，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富有传奇色彩，阐发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7]
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包括儒、道、释等哲学思想的影响。通读金庸十五部小说，“如若我们细心加以研究就会发现，金庸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有一个相似的结局——最终以归隐林泉而结束其人生戏剧。”[8]陈墨先生曾指出“归隐——是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 [9]。可以说，“金庸这一归隐情结，是传统文化以及作者本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人生体验综合影响的结果”。
由于金庸的每部作品创作时间不同，所受传统文化思想的渗透和支配亦是不同，所以他笔下主人公归隐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文根据金庸小说人物归隐的性质和创作时间的不同，着手分析作者创作过程中，思想意识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转变历程。
一
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归隐
“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10]，这是陈墨先生评价金庸小说的话语。但是，在金庸小说中，有大多数主人公（正面）却重复了一个共同的归宿模式——归隐。
“细数一下金庸的十五部作品，占一半之上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抑或退隐’一途走去的。”[11]根据主人公出世和入世的情况，我们可以把金庸作品中主人公归隐的情况归结为三类。
第一、“退隐”。历经曲折离奇，大开大合，最后悄然离去再也不理世事。
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在事业失败，情人惨死之后，最后退隐回疆；《雪山飞狐》中胡斐与苗人凤相斗，生死未卜；《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最后也黯然归隐；《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回到活死人墓去归隐一生；《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一道归隐林泉；《越女剑》的主人公阿青不知踪影；《白马啸西风》中的主人公李文秀回到中原以后只能是伤心独居；连《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这样的人也只得“老子不干了”，携夫人逃避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了。
陈家洛是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主人公，可想而知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必定花费了不少心血，将他设计成作者故乡浙江海宁的历史名人陈世倌的第三子，然后又利用海宁一带的民间传说，写他是满清乾隆皇帝的同胞兄弟，从而将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改编为兄弟之间的情感、礼教、欲望、法理等复杂的矛盾冲突。陈家洛在个人身份上，虽然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而且是个天下敬仰的总舵主、大英雄，但在他身上却发生了双重悲剧。在事业方面，不仅没有获得“反清复明”或“反满复汉”的成功，反而差一点让乾隆皇帝将红花会的头领一网打尽；在个人感情方面，陈家洛就更有巨额“亏欠”，先是深深伤害了翠羽黄衫霍青桐，使之生不如死，而后又将香香公主送给乾隆皇帝，等于把她送上死路。造成陈家洛双重悲剧的原因不仅有他性格和心理上一些或明显或隐蔽的缺陷，如死要面子导致自我封闭，染上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痼疾无可救药等等；命运悲剧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陈家洛被红花会前总舵主于万亭选为少总舵主，原因不在于他的才干高人一等，而在于他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是乾隆皇帝的同胞兄弟，这一身份显然更有利于红花会的“反满复汉”大业。也就是说，陈家洛只不过是红花会前总舵主于万亭预先布置好的一粒棋子，虽然至关重要，但却身不由己，这就是一种不由人控制的命运力量，这力量最终差一点将陈家洛撕得粉碎。事业的失败，感情的失意，使得陈家洛最终淡出江湖，销声匿迹。“浩浩然，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12]陈家洛在香香公主墓前写的这一首铭文，岂不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第二、“隐者”。主人公的出生地或最初生长地就在人迹罕至之处，人物远离尘世过着一种接近“隐者”的生活。
这一类人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入世，经历波折起伏，最终又回到起点回到原先那种生活的人。如《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华山修炼了十年，理想破灭后干脆到海外荒岛去寻找理想中的乐园；《连城诀》中的狄云又回到了雪谷之中；《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在熊耳山中长大，又在摩天崖中度过少年时光，历经江湖风波后显然不会在江湖上再有所作为；《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在大海汪洋之中的北极岛屿中出生成长，又在人迹罕至的无名山谷中独自生活到青年时期，最终辞去明教教主的职务，携赵敏唯有归隐一途。
《碧血剑》里的主人公袁承志是明朝名将袁崇焕之后，名为承志即继承先父遗志，抗击外敌，重振大明。家庭变故（父亲被崇祯皇帝杀害）使他从小颠沛流离，后为他父亲的老部下找到，使他能上华山寻高人学艺，过了十年深山老林的生活。但是袁承志艺满下山，在经历种种曲折后，他发现，崇祯皇帝刚愎可恶，满腹苦闷又是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登上龙位后，便不思进取，又加害功臣，致使龙椅还未坐暖，便为清军所败。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袁承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袁承志与陈家洛皆怀变革社会、治国安邦之志，然而天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两人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但怎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既然他们没有选择与敌人玉石俱焚，那便只能是空怀壮志、归隐山林了。”[13]
《倚天屠龙记》主人公张无忌生平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出生与成长环境的独异。这一环境使他在性格上有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冰火岛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年幼的张无忌虽非孤陋寡闻，但毕竟是耳听者多，眼见者少。二是在这个岛上，除了张无忌之外，就只有他的父亲，母亲和义父三人，从小独得三位长辈的厚爱，深受不含杂质的爱心滋润，培养了他无比淳厚的天性。因此，相对于世俗社会中人，他是天真的“自然人”，相对于江湖现实中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海中人”。张无忌性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过分的诚实和单纯，不会说谎，也缺乏辨别谎言与欺诈的能力，于是他的一生中总是免不了不断地上当受骗。张无忌一家回归大陆途中碰到第一批大陆江湖人时，他听到母亲说：“那胡作非为的谢逊死了！”而他父亲居然也随口附和，便忍不住心中难过。大喊大叫“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有死，他没有死。”[14]（P281）由此惹出大祸，不仅间接导致了他父母亲的惨死，也使他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从而受尽磨难。尽管他母亲临死前谆谆告诫他“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14]（P377）但这一血的教训未能改变张无忌的天性，没能使他变得精明起来。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这类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中了许多圈套。所以，在小说的最后，老谋深算的朱元璋设下一箭双雕的巧计，使得张无忌心灰意懒，从此退出江湖，实在是“顺理成章”。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进入的，是一个谎言世界。而他所经历的人生，也是一段不断被狡诈与谎言所欺骗的人生。他最终能选择的归宿，也只有是回归到自己过去的生活环境中去，过着那种归隐的生活……
第三、“半隐”。
这“半隐”与白居易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中隐”颇有相通之处，即大部分时间是保持“出世”状态，但也免不了入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黄药师位居“乾坤五绝”中东邪一席，但一生独来独往，吹萧摄魄，弹指通神，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萧。洪七公号称“九指神丐”也位居“五绝”一席，但神龙见首不见尾。《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代太极宗师张三丰，基本上在清修，甚至后来以假死蒙骗天下人云游四方去了。《笑傲江湖》中的江南四友也是主动退出社会主流，归隐于西湖的孤山梅庄，以琴棋书画为伴，倒也落得一段时间的逍遥自在。
东邪黄药师可以说是聪明绝顶的第一奇才，不仅文武双全，而且兼通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算数韬略，奇门五行。聪明绝顶的他显然早就触及到了所有聪明人和智者都会触及的“生，或者死”，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一个终极命题，但他显然也并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答案，所以，在他的人生之中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矛盾、冲突。想死，却始终没有死；想隐逸山林，却又热衷人间名望；一生嘲讽儒家圣贤经典，如那首非难孟子及其著作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15]（P1092）即是他的杰作，却又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15]（P1249），发誓不写出真经就不离开桃花岛，但最终还是自破其誓，这其实是他一生的写照：想写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其结果却是要么与前人相同，要么则是一片空白，本想把自己的人生寄托于夫妻情感，但他那聪明不寿的妻子偏偏早死！黄药师自负才华盖世，想要独树一帜，但结果却并没有逃脱人间常理，他仍然不过是可怜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另外，《天龙八部》中的无涯子，《笑傲江湖》中风清杨，以及那位一直没有出现过的独孤求败，都是和黄药师是相似的情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在“出世”的心态上达到了惊人的相似,，足以表明的一点，那就是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在理想的大道上走到了尽头，而且在现实的世界中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些人大都是些不同世俗、不合时宜的人。万念俱灰之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令金庸于悲怆之中营造了一个欲说还休的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喜欢围棋，曾借围棋之道谈及中西文化的相异。“围棋的属性其一是变，如佛家道家一直都曾提示过的：人世之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令人能在变中深刻地体会人性。”[16]他的作品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层面生发、结局的。
二
共同归隐下的不同——儒、道、释三种性质的隐逸
前文提到了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现象，即归隐现象，这是他小说中人物的一种共性。但是，我们再细加探究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在其共同归隐的背后，却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其人物归隐的性质不同，其中大体可分为儒、道、释三种不同性质的归隐。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按照某一种固定的主题及其固定的人格模式进行编织的。武侠小说，内容少不了一个侠字，若我们将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以侠的身份归类，可分为儒家之侠、道家之侠和佛家之侠三类，所以金庸小说人物的共同归隐也是包括这三种性质的人物归隐的，我们下面加以分析：
第一类，儒家之侠归隐。
儒家思想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在金庸小说中，陈家洛、袁承志、郭靖和陈近南都是儒侠身份。他们遵循着侠义之士不从属朝廷的原则，儒侠在江湖行走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大都以天下为己任，或建帮立会以推翻朝廷，解民倒悬，企图建立自己理想的政权，如陈家洛，袁承志，陈近南等人；或拔剑而起，抵御外来侵略，守家卫国，如郭靖。
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是因为他们在品质上，“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他人’的济世情怀，其精神实质是‘仁者爱人’的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17]但是郭靖最终没有归隐，而是在襄阳城战死为终。
真正以儒侠身份归隐的以陈家洛和袁承志两个人为代表。
相较之下，陈家洛离儒侠的标准更近些。这是因为：首先，他本来就是一个儒生，中过举人，然后才进入江湖当义士的，从儒生到义士，岂不是儒家之侠的典型？次之，他本人外形儒雅，武功又高，是文武汉全、内外兼修，这也正符合“儒侠”的标准。再者，他的事业虽看起来是“犯上做乱”，但书中专门安排了一段他与胞兄乾隆皇帝在六和塔上的辩论，以忠、孝、节、义来说服、打动了对方，表明了他的真正的儒家思想立场；若乾隆是“明”君（做汉人的皇帝，而非满人的皇帝），陈家洛自会“忠”之；若乾隆顾全兄弟之义，则陈家洛自会“悌”之。最后，陈家洛在“国家大事”与“私人感情”的矛盾中，终于决定牺牲私情而顾全国事，将香香公主喀丝丽拱手奉献给乾隆，这件事但恰恰表现了他的儒侠的立场。
由此可知，《书剑恩仇录》是按照儒家之侠的标准来设计主人公陈家洛的形象的。可是他虽有心，而乾隆终究无意，在乾隆看来，民族大义及兄弟情义，终究没有皇帝宝座那么重要。因而不忠不义在前，又不仁不信在后，设宴欲将陈家洛及红花会一网打尽，一方面顾全了史实，另一方面也是对陈家洛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与讽刺。最后以至于选择了归隐回疆，这正是儒家所谓的“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体现。
到了《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他的父亲袁崇焕可谓是儒家忠臣良将，却被崇祯杀了。袁承志因而要为父报仇。按理说，为父报仇报到了皇帝头上，这是尽孝而违“忠”。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有敢向皇帝报仇之理，这不是犯上做乱是什么？崇祯可是汉人的皇帝而非异族的皇帝。但，现代人对那种“君要臣死”的理论谁也不会当一回事；再则有“君君臣臣”之条例可以援引，既然“君不君”，那就休怪“臣不臣”，这也不违背儒家的传统。传统的理论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应该变通。袁承志不再是儒生，也算不上文武双全，但他“以天下为己任”，并能奉献牺牲的精神，实际上却是忠实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并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的一种选择。所以说袁承志仍是“儒家之侠”这个大框架中的一个形象，他没陈家洛那么标准，但却要比他更活泼、更可爱得多。这恐怕也正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变革。但是后来，看清了崇祯皇帝、闯王李自成所谓的“人君”真实的面目后，袁承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远走海外，流落荒岛。这正所谓儒家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处在无道之世，所能选择的只有“隐”了。
第二类，道家之侠归隐。
物极必反，自然规律如此，艺术规律也是如此。《神雕侠侣》中的主人公杨过的形象就和那些儒侠大有不同了。杨过与郭靖两人相比，不仅是性格不同，而且还有精神境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就是作者设计的人格模式的不同。郭靖是儒家之侠，杨过则是道家之侠。郭靖的特点，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而杨过的特点则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郭靖的形象表现了儒家之侠的崇高，而杨过的形象则表现了道家之侠的风流。如同郭靖虽堪称儒家之侠的典范，却不是儒生一样，杨过虽是以至情至性表现出道家之侠的风流洒脱，却也不是什么道流。非但不是道士，连道家之书也未必学过。但这不要紧，他的性格中自有一股道家血脉，他到全真派门下拜师学艺，而又反叛师门，那是因为他比那些（书中的）全真派道士们更懂得自然之道，及自我之道。他在剑魔独狐求败的剑冢中发现的剑、剑道，以及神雕促使他在洪水中、雪花中、海潮中练武，亦正体现了自然的道之精神。
杨过与郭靖的最大不同，在于对“礼教大防”的态度上，郭靖这时已是名满天下，而且人到中年，早已成了儒家礼教的卫道士，连他的夫人黄蓉居然也近朱者赤，反对杨过和小龙女师徒之恋。而杨过虽然明知礼教之大防，却仍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惜牺牲，亦不畏牺牲，敢于在天下英雄面前袒露胸襟，甚至公然宣战：“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坚持到底。”他的唯一的理由，是自己与师父小龙女恋爱，既不妨碍他人，更不危害他人。
杨过气愤欲狂之时，我们看到了至情至性的典型形象；而杨过赴海潮边练习武功，并终于练成黯然销魂掌——此掌法与“正常武功的理路相反”（这是他的人格的表现，也是一种提示）——时，我们更看到了情之至极、性之至极。甚至扬过继承了父亲杨康的三分风流，到处与少女调情挑逗，惹得不少少女为之肠断心伤，这也是人性之自然之道的表现。杨过的形象，是对郭靖的形象及其儒家之侠的人格模式的一次反叛。我们看到，这是离人性更近了一步，而且也是对过于理想化的人格的一种背反。这正表现了金庸的与众不同之处，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他的妻子小龙女也是道家仙女的化身，小龙女自幼生长在活死人墓中，安于峡谷里的那份清静，就是历经世间繁华后，亦是如此！杨过以痴情选择了自己的爱人小龙女，最终选择了与小龙女一起归隐山林，做一对神仙眷侣。归隐江湖，不问世事。留得内心一份沉静，那也正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的形象，是由道家之侠向佛家之侠的一种转换的产物。我们仍可以将他列为道家之侠的形象系列，因为他的人格模式是以道家的“无为”二字撑起来的。这可以说是道家人格模式的另一种型号。所谓道家，有老子之道，亦有庄子之道。老子之道力主冲虚宁静，绝圣弃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之道则热情奔放，自然自在，自我自由。若说杨过所继承的是庄子之道，则张无忌所师法的是老子之道。张无忌总是上当受骗，是他弃智绝圣的结果，本来很聪明，可是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张无忌顺应自然而又拖泥带水，那是他“无为无不为”的表现；当明教的教主，这也符合自然之理。倘是儒家正统，那就连想也不敢想。而辞明教教主，同样符合宁静之道，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主张。
正当张无忌形象诞生之时，作者可能已开始研读佛经。书中的张无忌的义父金毛狮王谢逊，就是按照佛经的“狮王”形象创作出来的，他的结局，更是按佛理写成。张无忌受其影响，本来洁净无为，只因一心慈悲，才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不过张无忌的“无忌”二字，仍透示了道家之侠的秘密信息。这当然都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写到《倚天屠龙记》，其实已经是到了侠的人格模式的尽头，因为道之“无为”，与侠之“有为”显然矛盾对立。张无忌本可权倾天下，可是他毫无政治野心。对权力的欲望极其淡泊，在非自己能力所及，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自然只有一条路可走，辞去明教教主的职务，携赵敏踏入归隐一途。
在此之后的《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形象更是洒脱超然。笑傲江湖，率性独行，他也是道家之侠中的一个典范。他最终的结局是与心爱的人任盈盈一同退出江湖，琴箫自娱于山水之间，可以说这正是令狐冲道侠人格模式的最好归宿。
第三类，佛侠之归隐。
佛家讲空，讲无，讲出世，本来与侠相距甚远；但佛家又讲慈悲喜会，做苦海慈航，也奉法降魔，甚至愿下地狱而救苦救难，这又是更高一级的“侠”的精神。佛侠，在这里也可以用佛家的“空说”之“究竟而无实体”解释为“无侠”。所以说无侠和佛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说法。
佛侠之中最典型的当数石破天，他无名无姓、无知无识、无欲无求，却艳福不浅，奇遇迭至，练成前有古人后却无来者的侠客岛上的武功。正因为无欲无求、无知无识、无着无住、无作无愿，他才少了世俗的影响，才能用他人不能用的方法练内功，却不走火入魔；才能不受那些图解文字的误导练成侠客岛上的武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舍身饲虎”的精神，甘愿代石中坚去侠客岛，才有如许奇缘。
如果说儒家之侠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道家之侠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佛家之侠则是无欲无求无人无我。三者对“我”之态度截然不同。石破天这一形象可谓是奇中之奇。说石破天是“佛家之侠”，第一条理由是，此人无名。他在书中出现，自始至终，都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出现。一开始他自称“狗杂种”；别人以为他是一个“小乞丐”；白阿绣称他是“大粽子”；丁不四兄弟叫他是“大傻瓜”；史小翠（阿绣的奶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史亿刀”；而长乐帮中的贝大夫将他请去做替罪羊，又叫他是“石破天”，——书中大部分时间都称他为石破天，我们在前文中也一直这么叫。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真正的石破天，而且一直为别人的误会而苦恼，世人不知他的“真面目”，也不想听他申诉，只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以为他就是石破天。甚至，石清、闵柔夫妇也把他当做儿子石破天（石中玉）——其实石破天乃是石中玉的一个化名。这一有趣的现象背后，正有“无名无相、真人不露”，以及“真即是幻，幻即是真”的佛家哲理在内。世人愚昧贪痴，不识“真佛”之面，只以“假名”称之，岂不妙哉？
石破天不仅无名，更妙的是他的“无求”。人到无求品自高。连道家的宗祖老子也感叹过“吾之患在苦有身”因而不能无欲无求；但石破天因为他那性格古怪的妈妈（又是一个“假”妈妈）从小就不让他有求，让他养成了无求的习惯，可真是天衣无缝。弄得谢烟客想要他求之一件事以了结玄铁令的承诺，心愿也不成，气急败坏，而又无计可施，只有别出心裁，想让他自练武功、走火入魔。没想到这倒成了他的一种“助缘”。
上面的情节又引出之三、之四、之五。之三，是石破天（我们总得称呼他）的养母梅芳姑之所以将他取名“狗杂种”，并不许他“有求”，原来是因为此人因失恋伤情而导致心理变态，将情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她的单恋）石清之子抢了来，以施报复，这又是佛家的“有情皆孽”及“贪、嗔、痴三毒”的表现。之四是石破天逆来顺受，这又符合佛家之旨，且因祸得福、运气奇佳，每一次遭厄，都成了他的“助缘”。这乃是佛家的“报应”之说的应验。这叫做善有善报，时候已到。之五，是石破天此人心地极好，正是佛家的赤子衷肠。虽然明知长乐帮拉他来做替罪羊，到侠客岛去“送死”，在真的石破天——石中玉被找到之后，他还是愿意代他接下了赏善罚恶铜牌，答应代之为长乐帮解厄，这可谓“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佛家之旨的最好的表现。再进一步，他到了这一步，挨过了丁当的巴掌，却仍愿代石中玉赴雪山派的凌霄城去“领死”，再一次证明了石破天的愿入地狱的精神。他虽不求人，但为了石中玉，却开口求了谢烟客，让他不要杀人，而去教导石中玉，搞得谢烟客哭笑不得，而读者则忍俊。由于石破天这个的特殊身份，他的最终归宿可想而知，定是历经江湖风波后显然不会在江湖上再有所作为了，归于沉寂，正是他个人身份的归宿。
狄云是《连城诀》里边的主人公，同时也是一个不太被评论家与读者喜爱和重视的人物。他被陈墨归为“无侠”[18]一类。我们前文说道，“无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佛侠的一种体现。狄云是个愣头愣脑、再平常不过的乡下孩子，学了点微末武功，朴拙，良善，爱打抱不平，仅此而已。经过种种人生的磨砺，狄云的人格一步步升华，屈辱、仇恨、恩怨都已消散，他最终远离尘嚣，回归雪山，回归最为单纯原始的生活。他的归隐，与令狐冲、袁承志有相似之处，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后二者，因为以他的起点而论，他的人生境界的提升，远比令狐冲和袁承志要艰难得多。他不像袁承志那样从小聪明伶俐，又有无数志向高远武功高强的人扶助，也不像令狐冲那样与生俱来就有自由的意志和反叛的精神。在小说的开头，他已是个年近弱冠的青年了，而此时他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学会师傅的武功，与小师妹成亲，和和美美过日子。他的人生转折完全是由一次意外事件造成的。从此经过漫长的跋涉和重重的考验，他在人生道路上艰难成长，终于脱胎换骨，超越了世间的凡俗，走向人生的彻悟。
虚竹和段誉也都是佛侠的形象。虚竹从小在少林寺长大，被佛祖醺染得有些痴呆，却好事接连送上门，你不要也不行。被迫破戒就想自杀；成绝世武功后放着至高无上的灵鹫宫主人的位置不要，就甘愿回到少林寺受罚，做一个小和尚；当萧峰强敌环伺的时候，他想到跟萧峰结拜过（其实连面都没见过），就跑跟人家去共同面对苦厄。这正是佛家那种以慈悲和舍身的大勇来化解人间苦难的精神。段誉本身就是一个佛国的王子，他没有武功也敢一个人到江湖上乱闯，好运却连连与他相接，这正是一种“缘化”的体现。他们两个在故事的最终结局时一个归隐缥缈峰头，一个回到了边陲小国，都是一种佛家出世清修的体现。
另外还有两人，也是体现的佛侠身份。一个就少林寺的扫地僧，他是一个默默不闻世事标准隐者，但是当他面对萧远山和慕容博的仇恨之时，甘愿用自己的身体各受两人一掌，化解二人的“血海深仇”，使他们“尽归尘土”。这种表现正是佛家所说的那种舍身饲虎与割肉喂鹰的精神的体现。另外一个是一灯大师，由他度化裘千仞之事则可见一斑，这里就不细讲了。
三
金庸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历程
分析完以上两点内容，若我们将上两点内容综合起来，再把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按照创作先后的顺序进行排列后，我们就会发现一种规律，即小说主人公的共同归隐格模式的性质，是从儒家之侠（陈家洛、袁承志等）到道家之侠（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到佛家之侠（石破天、狄云等）这个顺序发展的。通过这个，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转变呈现着一种由儒入道，再由道入佛的一种趋向。我们可以说金庸走了一条与无数先哲相同的路线，即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转变过程。这同时也是金庸一种人生体验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结合前文分析结果、结论，以金庸所有小说创作时间为序，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明析出金庸创作过程中的儒、道、佛思路转变的不同阶段：
（一）、儒家思想阶段
金庸的首部侠作《书剑恩仇录》1955 年以金庸为笔名创作，在《新晚报》连载一年。该书亦称《书剑江山》，从名字上看儒气十足，其主人公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其中虽提到道家之“庄子”，但仅是从儒生的角度欣赏其神思华美虚灵缥缈而已。陈加洛可以说就是当时金庸的照影。如此十足儒生气的主人公，在其后作品中再未出现。其后的《碧血剑》（1956 《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1957 写《射雕英雄传》连载於《香港商报》，历时两年）、《雪山飞狐》系列（1959年《雪山飞狐》连载於《新晚报》）都是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阶段。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时期金庸小说主人公，像陈家洛、袁承志都是以儒侠性质的身份归隐的。
（二）、道家思想阶段
从《射雕英雄传》开始，金庸已由儒入道。《射雕英雄传》以九阴真经为主线，道家崇尚阴柔之道，九为极数，故九阴真经为至阴之道，道家之学也，九阴真经起句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句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道》章，《道德经》为道家内练之学的根本经典，九阴真经可能即指《道德经》。九阴真经的作者姓黄名裳字元吉，此名出自《易经》中“坤”卦之爻辞，指阴柔顺美之意。在《射雕英雄传》之末，成吉思汗曾问仙道于丘处机。丘处机为王重阳门下，被称为道家之北宗，主重清修心性，近乎佛家之禅宗；而稍早前宋代之张紫阳嗣下被称为道家南宗，主重双修性命，近乎佛家之密宗，其门下更是龙象辈出，如白玉蟾等。可见其中的道家思想尤为鼎盛。
其后的《神雕侠侣》是金庸之哲思难以超脱情思的反动之作。（此反动非彼反动也）小龙女就是典型代表，其为清修心性之人，然无双修性命之法，没有物质基础，清修当然难以维持，故有人斥之为怪胎，白痴，不可解，小龙女之动人，完全是利用了众人的圣女情结，后来的小昭也近于此。小龙女之无名，无父无母，清修仙道，使其特具道家圣女形象。这一阶段是金庸的创作思想主要是道家思想。
（三）、佛家思想阶段
从《倚天屠龙记》开始，金庸已开始入佛了。前文提到过《倚天屠龙记》是由道家之侠向佛家之侠的一种转换的产物。该书以九阳真经为主线，即至刚至阳之学，九阳真经是写在梵文楞伽经的夹缝中，实际上即指楞伽经，禅宗有云：楞伽印心，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从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之前均以此经为主修经典，至五祖之后才改为《金刚经》，即能断金刚无坚不摧大智超度彼岸之经，亦合九阳真经之名。一般概念上的禅宗注重心性修炼，而不太注重修身，虽然《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道家主张双修的张三丰，但文中此张三丰以太极拳剑名之，不过金庸到此已悟到佛道同源，其言少林武功与武当、峨眉武功均与九阳真经有关。
到此金庸的创作思路虽在思想上有了飞跃，但仍未超脱。在道与佛上未能完全解脱时，金庸又开始反思人性。其后的《连城决》，反思人性之丑恶；《白马啸西风》反思人性之纯良及民族主义等人类鸿沟对人性的伤害；《鸳鸯刀》反思仁义。看似退步，却是以退为进，此三作之主人公均没有恢宏确定的历史背景，更近于纯真自然的人。道与佛虽未尽通，对人却加深了认识。
到《天龙八部》时，金庸已经开悟。其中虽有爱，但已不是《神雕侠侣》之爱，更多看到的是病态的爱（如段誉之爱，阿紫之爱，游坦之之爱等）；其中亦有恶，但恶者均是可怜人，是环境逼使其作恶（如四大恶人老大是权之恶，老二是情之恶，老三是欲之恶，老四是名之恶）；其中亦有侠，但此侠非彼侠，萧峰之死足以使全人类警醒，使读者人性升华。此时金庸已完全超脱了民族主义、忠义、情爱、善恶等狭隘思维，金庸已经在用其慈悲法眼，观照众生百态。“天龙八部”四字即指苦海中之众生百态之意。
此后开悟的金庸，感于文革之乱，又以其慈悲法眼观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反思人性在历史大潮中挣扎的无奈与辛酸。即为《笑傲江湖》。其后的《侠客行》，主题即是无我。狗杂种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无欲、无名、无利、无我，只是其中偶尔有亲情，爱情时还有一些愁绪。
菩萨说：心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老子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居，故无尤。至此金庸已接近无我。最后的《鹿鼎记》则近于无色无相，所以众人指鹿为马，不伦不类，此时金庸已入化境，游刃有余，不着痕迹。此时，金庸的创作思想完全归于释迦思想。到此，金庸对人生的探索既已达到了他理想的那种境界，完成了他小说创作心路思想的转变过程，至此，金庸宣告封笔。
结论
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9]很自然，金庸之所以在作品中反复经营这众多的隐士形象，一定与其人生经历有着某种内在联系。那便是他创作过程中深刻地人生体验。
“南来白手少年行”。1948年秋天，24岁的金庸随《大公报》来到香港，在香港创办《明报》。当时大陆正值政权易帜政局混乱之时，此后香港与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又一直交通阻隔，这以后几十年金庸便只能旅居香港，直到1981年7月16日才有机会回浙江老家。数十年与故乡隔绝，纵然思乡情切，也无法如愿以偿。敏感而多愁善感的金庸饱尝了游子的流离。
回顾金庸在港的主要经历如下：
1950年，应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但失望而归；并因此婚姻破裂。不久，其父查枢卿被作为“反动地主”在家乡受到镇压。
1955年，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笔名首次出现，一经《新晚报》发表便引起轰动。
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明报》成为左派分子重点袭击目标。同年，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
1972年，小说《鹿鼎记》连载毕，宣布就此封笔。
1976年，其长子夭亡。婚姻再次破裂。
1981年，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会见邓小平，并游历13个城市。获颁英国政府O.B.E勋衔。
1984年，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8年，“主流方案”事件在港引起轩然大波，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文章。获香港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
1989年，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职务。
1993年，赴北京访问，会见江泽民。同年，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
1994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名。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第一部生平传记《金庸传》在香港出版。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
1999年，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2005年辞去该职……
……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金庸的一生喜忧参半。他少小就背井离乡，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求仕途无门，便偏居孤岛一心创业；后事业蓬勃，荣誉丰盈，但是婚姻和家庭又是不尽幸福；他青年时期雄心壮志，晚年又“淡出江湖”，最终归于隐逸……这些种种转变显示出，金庸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条相同的人生路线，此亦是他小说中大多数正面主人公走过的一条道路，可以说这些都是经过漫长的人生体验，进而升华与转变的结果。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生”[2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说明了这点。
金庸在小说中显现出来的隐逸情结，是有着内在渊源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出生在这种有很深文化渊源的家庭当中，自小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沐千年风雨，源远流长，自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一经融合便再也纠缠不清，儒家讲求入世，道家追求出世，释家宣扬解脱。因此在这种“合力”文化浸泡之下出生的中国文人，一开始便具有多重性格：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沉淀的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庄与禅的交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惟一出路。三教的交融，诞生的是中国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心灵矛盾，无论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们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砺和决断,也就是‘独善’与‘兼济’间的进退矛盾。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亦无质的差别。按禅家的理解是‘一切方法皆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注，无所注心，既是智慧’这样就能‘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21]。于是金庸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了先人同样的一种人生道路，他选择了最终归位于佛。当然这条道路是需要体验的，而金庸先生的人生体验就藏乎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
众所周知，金庸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而且他还是一名非常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武侠小说和政论文章意外地成为自己沟通“上层建筑”的桥梁。1986年，学法律出身的金庸当选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撰写香港基本法草案。此外，金庸作品的影视剧版本更是层出不穷，进入商业运作后，不仅影视营运商们赚得盆满钵满，金庸更是受益匪浅。可以说金庸的入世思想，使他的人生变得充实丰盈，是他缔造完美人生的第一步，然而却并非他最后的人生归宿，他在的选择上最后归位于“佛”。他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过“佛学好难懂，但我天性越是困难，越要了解为何这样难，偏要想办法去弄懂。……渐渐懂了一点，后来再懂多一点。”
信佛后的金庸先生，最大的得益是看破了生死，这样欲望少了，名利权位看轻了。“所以我写完十五部武侠小说不再写，也与相信佛理有关连，此为适可而止。年纪大了，适当时候收手去也。但最困难是，佛教的要求好高，一般人做不到，认为最好什么欲望也没有，痛苦就没有那么多，要求我们去出家，做和尚，连太太也不要，儿女也不要，钱又不要，好吃的东西不吃了，这层我做不到。”
尽管佛教是他的信仰，金庸先生并无进行正式皈依仪式，也没有拜哪一位和尚为师傅，因此他觉得自己还不算是正式的佛教徒，而是相信其佛学哲理。他相信中国佛教中的“自力”，即凭自己的觉悟去解开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人生各种苦痛，觉得这样比较正确，靠自己的力量，佛在心里，不假外求。
不怕死、不争名利，不非常快乐但没什么痛苦。从此，金庸在人生道路上最终选择了佛家出世的归隐。他说：“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萧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很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的“退隐”选择（1989年，金庸宣布辞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委员职务，同年又宣布辞去《明报》社长职务）是很明智的。在金庸眼中，郭靖、萧峰固然值得敬重，而令狐冲、段誉似乎更加可爱，“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22]由此，我么可以品读出金庸的禅理感悟，同时也是对人生感悟，这些不用说，都是来自金庸先生在生活中，在小说创作中的自身体验了。在他小说创作中，给了他对人生思考的时间，给了他对人生思考的无限空间，他的创作思路由儒入道、由道入佛一路走过来，使他自己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有鉴于此，金大侠便有心随他武侠世界里的高人一同隐去，宁静、淡泊、远离红尘。
致谢
毕业论文终于已经完成了，在最后的致辞时，心中突然无限的感伤。四年的大学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四年里，有无数的回忆都留在了这个校园里。
从开始论文选题到论文的完成，我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熊海英老师平易近人，教学严谨细致，学问丰富，在学习过程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不仅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获得很大的提高，都让我终身受益。
我愿借此机会向学习期间帮助过我的所有老师表示我最衷心的谢意！另外我也向大学里面我的挚友们表示最真挚的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能够和你们相识，是我最快乐的事情，谢谢你们！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们，是你们给了我向前的动力，给予我生活上的关心，让我能全心全意去投入学习中，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用心去回报你们！
还有太多的话想说，始终都要有停笔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
此致
敬礼
参考文献
[1] 张琦：《金庸在西方》，《文艺报》， 1997年1月28日
[2] 彦火：《名人名家读金庸——<漫谈金庸小说的影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3]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12页
[4] 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
[5]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明报月刊》（香港），1994年12月号
[6]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7] 施爱东：《点评金庸•序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8] 欧阳文风：《论金庸笔下的隐士形象》，《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总203期），9页
[9] 陈墨：《新武侠二十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60页
[10] 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25页
[11] 钟晓毅：《拔剑四顾心茫然——略论金庸小说中的孤独退隐观》，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二期，87页
[12] 金庸：《书剑恩仇录》，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281页
[13] 张乐林：《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21卷第一期，49页
[14] 金庸：《倚天屠龙记》（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15] 金庸：《射雕英雄传》（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16] 张大春：《金庸谈艺录》《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一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7] 金庸：《金庸小说中的男子•序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8
[18] 陈墨：《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A]，王敬之：《名人名家读金庸》[C]，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49页
[19] 鲁迅：《且介亭杂文集》[M]，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47页
[20] 金庸：《笑傲江湖•后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1] 金丹元：《禅意与化境》，上海文艺出版社
[22] 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59页
[22] 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59页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1-18 00:25:08
提升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