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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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传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１９２４年，浙江宁海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

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了”！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1973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还与蒋经国见面会谈。蒋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是……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告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

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来。

此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加应道。

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采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

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

“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中新社给《明报》开“小灶”，提供电讯稿给《明报》刊用；向来对中共热嘲冷讽的“哈公专栏”停刊；“反共”的报道和评论大大减少……有人说：查良镛“转”了。

查良镛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1984年9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加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有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镛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查良锒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

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武林大会”，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武林大会”决不出胜负输赢，查良镛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

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与中文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便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

反对查良镛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风波，查良镛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更大的风波。香港有几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查良镛“歪曲事实，断章取义”。

广州：12月6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香港：仍然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查良镛：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报》连载12天。

1990年2月27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查良镛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在《明报》创刊30周年、查良镛65岁那年，他下决心淡出江湖。

1989年5月30日，查良镛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挂牌上市，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减少为65％。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明报》的决心。查良镛宣布退休，10多个财团上门来要求购买《明报》。最后，查良镛却选择了一个出较低价钱的智才公司，选择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当《明报》掌门人。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

在英国，查良镛寄寓于牛津大学城，环境清幽，学术空气浓厚。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

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方彭定康为“香港的千古罪人”。查良锒对香港将来的政治制度有一贯主张，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1993年3月，查良镛在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想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说。两人谈政论文，话题广泛。

1993年4月1日，查良锒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多年来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侠”，这次可是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从此，他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

“淡出江湖”的查良镛，过着平平淡琰、自由自在、无牵无持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国、游山玩水，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家里读书、研经、下棋、听音乐……

但查良镛并未就此封笔。熟悉他的朋友们说，他将来很可能会写一两部历史小说。（选自冷夏的《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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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庸

年轻时读些什么书？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

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

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

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１５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１５岁出第一本畅销书我出的第一本书是《献给投考初中者》，它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１５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怎样当编辑的？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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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傍晚6时许，在烟雨朦胧中，记者跟随一辆面包车来到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香格里拉酒店，在205房间雅间，金庸和他的夫人热情地和记者聊起了天。

金庸先生谈兴性很高，欣然答应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鼓励说：我们今天什么话都可以说，他并让本报记者坐在他的身边，开始了愉快的聊天了访谈。

我最崇拜的男人是邓小平

问：您没来来过过四川吗？您在《倚天屠龙记》等多部武侠小说中，对中华武术流派之一的峨眉派武术及峨眉山风景作过详细描绘。你想像中的四川是怎样的？对四川人印象怎么样？

金庸：我来过，抗日战争时到来过重庆，后来第二次来是邓小平接见我时邀请我游山川时，第二次到了重庆。那里的人很会摆龙门阵，常常坐着一把椅子，拿着一些南瓜子，摆一下午龙门阵。说到四川人，男人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四川人邓小平，女人中我最崇拜的是居里夫人。

回忆起四川很有意思，很多地方都没去过，云南大理、新疆也没去过，都凭想像在写。现在云南大理请我做荣誉公民。

再次向四川人民致歉

问：2003年10月8日，您首次登顶陕西华山参加“华山论剑”活动时，曾因自己小说中的“将四川武林人物多写成了反派”向赴会的四川武术人士何伟琪表示歉意。您为何将四川武林人物多写成反派？有何内幕和故事？

金庸：没什么幕后故事，写成反面人物我都是想像的。在这里我想去，我为把峨眉派、青城派写成原来写的反面，向他们道个歉。但我坚决反对商业的炒作，曾有一个酒厂请我去四川，但涉及到商业炒作，让我把这个酒的故事从绍兴写到四川，他们还要给我200万，我宁愿自杀都不会干，我就是自杀也不会干。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写出来。

问：欢迎您到四川青城山和峨眉山、到我们报社来作客。

金庸：如果没有商业利益，我肯定去，如果有商业的炒作，我马上登飞机回头。我会在夏天的时候，专门与夫人游青城和峨眉山。

问：对此次《神雕》取景九寨，你有何好的建议？书中是否有关于九寨的场景描写？有小说迷认为其中的绝情谷等很适合在九寨拍。

金庸：我很看好，张纪中已经向我汇报了两次。张纪中去四川取景，我很满意，他说四川景色很美，一定要把四川拍得非常美。我要用拍得美的方式向四川的人民道歉。

最满意“天龙”和“射雕”

问：您的14部作品到目前为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大概除了《鸳鸯刀》，其他13部全都被改成影视剧，有的甚至四、五个版本，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张纪中老师被业界称为“金庸专家”，您如何评价他？您与他如何相识？如何相知？

金庸：张纪中这个人很敬业的，认识他很偶然一个机会。有一次有个朋友说有个外国人找我，我说外国人不见，我夫人偷偷透过窗子一看，有点像个外国人，其实不是外国人，是中央电视台的张纪中。我说进来见吧。他拍得最好的、我最满意的是《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

建议新版《神雕》用新人

问：港台曾拍过约3个版本的《神雕》，包括：A、刘德华与陈玉莲主演的。B、古天乐与李若彤主演的。C、任贤齐与吴倩莲主演的。您是否看过，评价如何？听说您压根不想看，说不忍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打得面目全非。

金庸：有一个吴倩莲版本的《神雕侠侣》，一些重要情节被那个制片人篡改了，我很生气。后来对方打电话来道歉，我不接电话，也不接受她的道歉。

问：《神雕》的第四个版本中新小龙女和杨过的人选，张纪中老师有没有与您沟通过？您认为用明星好，还是用新人好？

金庸：我和张纪中都有个同样的建议，这样好的背景，这样好的故事，用新人好。用明星，我认为没必要，明星出场费很高，没什么意思。我不需要明星，只要外形好的，这么好的故事，这么好的景，没有名气的自然也变成明星了。

浙大当院长月薪3000元

问：您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作为一名学者，如何担当此角色？

金庸：我在浙大的月薪是3000元，是正常的院长的薪水，不教学生，每年上几次大课。人文学院分文史、哲学、外国哲学、艺术等8个系，本来我是给人文学院上大课，其他学院也来听。有时候讲课时应该坐800人，却坐了一两千。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想来但不能来。来听课时必须要发票，保安人员不让其他人员进来。有的同学为了拿到票还要请别人吃饭。我上大课都是座谈的形式，话题都是学生提出来的。

问：您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了4年院长、3年博导，你平时如何带博士生？课程怎样安排？

金庸：我有三个博士生，两个女弟子。有一个山西大学的，有一个清华大学硕士，有一个杭州社会科学院的。要考我的博士生不容易，把论文要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要在全国很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是第一流的学术刊物，如读历史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学文学的就要在《文艺评论》上发表。如果发表不了就必须多读一年。我不喜欢以老师的名义与学生合作，你不自信可以让我看，看了给你修改，但要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去修改。我招博士生时，全国各地来考的人不少，让我打分比较难，外语必须要60分。专业的书面考试也必须达到60分。其中有一个人专业考了六七十分，外语考得59分，我去说情，别人很给我面子，最后那个弟子的外语过关了。

现在每天读书4小时

问：人们非常关心您晚年的生活，能否谈谈您的养生秘诀？您喜欢看什么书？

金庸：我的养生秘诀是：不忧愁，开心。我平时喜欢读历史性的书籍，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我以前做报纸时要上夜班，每天睡得不是很晚，而是很早(风趣地说)，因为是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有时下夜班后还要玩一会牌，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一个习惯。现在电视要看，但看得不多，主要是新闻。

最遗憾儿子在美国自杀

问：就您的创作生涯或您的人生而言，外人看来非常成功，那您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金庸：最让我遗憾的是我的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说到心酸事，金庸一下子感到有些伤感)伤心的事不谈了。

临别时，金庸夫人对本报记者带的一件民族服装感兴趣，不停地问是在哪买的，记者当即把这件衣服赠送给金夫人。原定的20多分钟采访，因金庸先生谈性大发竟不知不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金庸与记者相约：我们华西都市报见，四川见。

离别时，金庸不停地挥手向记者告别，烟雨中，那个慈祥和蔼的长者的身影让我们心中久久涌动着感动。

记者手记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庸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杭州隐居，连杭州本地的媒体都感叹，很难见金庸一面，因为他很低调，不愿接受采访。而我们因为机缘巧合，因大胡子制片人张纪中到四川九寨沟选景与本报结下情谊，他热心地从中牵线，帮我们约好与金庸先生的会面，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陪伴在旁。

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儒雅而亲切的长者，态度极好，言谈中偶尔有些小调皮。问及家庭和情感生活，他总温和地笑着说：这是隐私，我可不可以不答？让人不忍再追问。

有意思的是，见金大侠，就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充满曲折。本来约好昨日下午5：00与先生会面，不料刚到杭州的我们，碰上梅雨导致的大塞车，司机又一不小心走错了路，那边，张纪中急得只嚷：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这边，我们心急如焚，担心就此错过与金大侠的约定，频频电话沟通，终于赶在先生离开约定地点之前到达。但此时，先生又必须赶赴一个早已定好的宴请，我们只有跟在他的车后面一路追击，抢在宴席前采访了15分钟，先生见我们很着急，便和我们约好饭后再聊20分钟。饿着肚子终于等到先生出来，他很善解人意地耐心回答我们的长篇提问，也许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我们，引起了他的谈兴，原定20分钟的访谈，不知不觉竟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说实话，见金大侠之前，我们心里颇有压力，一是觉得他是大家，不太容易接近；二是先生毕竟80多岁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作较长时间的访问。而一见面，先生的微笑就释放了我们的紧张情绪。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微笑着伸出手，他的手很温暖，握手的刹那，心中从内而外涌出一股暖意。整个采访过程，先生一直微笑着，那不是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笑容，让我们一直感动着。直到与他分别，他的笑容依然深刻地定格在我们的印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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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注：好象应为“资助”更妥。此处未改乃因原版便是如此）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吧。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注：此处原为逗号。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校对质量就这篇而言不怎么样，已经发现两处多半是的差错了，要知道这篇可是每部小说开头都有的，是“门面”哟。本文另有一处错误则非三联原版所有）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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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查良镛

英文名：LouisCha

星座：双鱼座

生肖：猪

血型：Ｏ＋型(金庸说的)

宗教信仰：佛教

最喜欢的作家：国内是沈从文，国外是大仲马；

最喜欢的诗词作者：苏东坡；

最崇拜的历史人物：范蠡和张良；

最爱吃的食物：小点心类的甜食；

最喜欢听的音乐：平剧；

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早期的音乐片、歌舞片；

最认同中国哪个时代：唐朝；

最想居住的城市：杭州；

最想做的一件事：再去研究学问，当一名学者；

最喜欢的一招武功：亢龙有悔；

最喜欢欣赏的作品中的男性：令狐冲、乔峰、郭靖、杨过、段誉、张无忌、风清扬、黄药师、周伯通；

最喜欢欣赏的作品中的女性：黄蓉、小龙女、程灵素、骆冰、阿九、何铁手、蓝凤凰；

作品中理想的妻子对象：任盈盈、赵敏、阿朱、曾柔、周芷若；

作品中愿终生爱护的女子：郭襄、小昭、仪琳、双儿、阿碧、阿九、程英、公孙绿萼、甘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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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的名门望族。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一九二九年（五岁）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一九三二年（八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作者顾明道），“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一睹为快。

一九三九年（十五岁）读初三时，查良镛与同学合著的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出版，畅销省内外，开始初露才华。

一九四一年（十七岁），他因在壁报上刊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影射着讽刺学校的训导主任，被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勒令退学。后一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年方二十（一九四四年）的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由于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接到投诉后勒令其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后曾在中央图书馆阅览室挂一职衔）……

一九四五年（二十一岁），他在杭州任《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及英语电讯收译员。一九四六年年底，又转赴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并被上海《大公报》录取为国际电讯翻译，成为兼职记者。一九四八年（二十四岁）年底，查良镛被调派往香港《大公报》继任翻译工作，并在来年发表国际法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文。“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重回《大公报》不久，就在一九五二年（二十八岁）被调任前往复刊后的《新晚报》任副刊编辑。其间，曾以姚馥兰、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

当时，梁羽生也正好在《新晚报》任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了。

一九五三年的时候，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到了一九五五年，三十一岁的查良镛亦偶试身手，其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版连载一年多（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而一举成名。至此，“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同时也奠定了他武侠文学的基业。

五十年代的金庸（查良镛）、梁羽生（陈文统）、百剑堂主（陈凡）因同写武侠小说，还都供职于《大公报》，故人称“三剑客”。某日，他们突发奇想：要在报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相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一九五六年，《大公报》上开辟此专栏，而金庸的《碧血剑》也开始在《香港商报》“说月版”连载（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七年，三十三岁的他因暗恋长城电影公司一位著名影星（夏梦），离开《新晚报》进入了长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和导演。在此期间，金庸推出的石破天惊之作《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引起倾城热卖和全城争读。该书更被视为“天书”，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里的宗师地位亦由此奠定。

一九五八年，查良镛与程步高合导电影《有女怀春》，来年则与胡小峰合导电影《五老虎抢亲》。同年，三十五岁的他拿着自己的八万港币，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和创作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在《明报》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雪山飞狐》是在《新晚报》上连载的）、《倚天屠龙记》（在一九六一年和《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因倾力倾情地报道、评论“逃亡潮”而声名大噪，发行量遽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

一九六○年（三十六岁），查良镛为《武侠与历史》杂志撰写《飞狐外传》。还是这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是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一九六三年，开始为《东南亚周刊》撰写《连城诀》，《天龙八部》也开始在《明报》连载。

一九六五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时，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同年年底，查良镛开始创作《侠客行》，并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期间，《明报》以对此及时、准确地系列分析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其大报地位。

一九六七年夏季，香港爆发了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六七暴动”，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明报》也成为左派分子重点攻击目标。不过，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并开始创作《笑傲江湖》同样是在这年。

其实，金庸不但是文学天才，还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比如，是他最早指出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林彪将会被毛泽东清算的可能。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写武侠小说，他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起《明报》的大业。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创作、发表于一九六九年）。这两部小说被公认为其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

一九七○年，查良镛创作《越女剑》的同时，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一九七二年，《鹿鼎记》连载完毕，四十八岁的金庸就此宣布挂印封笔、金盆洗手，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二十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十年的修订，一套十五种共三十六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这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其中，又要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一九七三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以《明报》记者身份赴台访问十天，还与蒋经国等人见面会谈，之后在《明报》连载《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蒋经国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一九七九年，五十五岁的他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建国会”，与丁中江同为小组讨论会之主席。其间，正式授权给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

一九八○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使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大陆。此时，十五部三十六册的《金庸作品集》也全部修订完毕，前后花了十年时间。

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这时向中共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一九八一年，查良镛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都充分地表露出来。

这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应道。

此行共游历了十三个城市。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将两朵天山雪莲带在身边回到香港……

返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一九八四年，查良镛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并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年九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又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方委任查良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中，查良镛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

一九八六年，查良镛正式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还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对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当真是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的“武林大会”，由于决不出胜负输赢，得不到积极的成果，于是他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的政制协调方案。

第一稿出来以后，遭到强烈反对。与中方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将“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终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

但反对查良镛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在一九八八年发生的此事件在香港引起的轩然大波，查良镛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了更大的风波。香港有数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查良镛“歪曲事实，断章取义”。

广州：十二月六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的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

香港：仍然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

查良镛：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平心静气谈政制》，在《明报》连载十二天。

最后，在一九九○年的二月二十七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的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查良镛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一九八九年（六十五岁），查良镛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并在《明报》创刊三十周年庆的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下定决心淡出江湖。五月三十日，查良镛卸任《明报》社长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明报企业挂牌上市，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减少为65％。

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明报》的决心。在他宣布退休时，十多个财团上门要求收购《明报》。但是，查良镛却选择了一家出价较低的公司，让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明报》掌门人。他和于品海联合宣布：由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这，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一九九二年，六十八岁的查良镛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牛津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讲座，做《香港与中国：一九九七年及其后五年》的演讲。其间寄寓的牛津大学城，环境清幽，学术空气浓厚。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这一年里，他还回乡寻师访友，为嘉兴市捐建“金庸图书馆”，获得了加拿大毕（卑）诗省省立大学名誉博士的荣衔。

一九九二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又抛出一份“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方将彭定康视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查良镛对香港将来政治制度的一贯主张，从未改变过。他忍不住再次“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一九九三年，六十九岁的查良镛发表《功能选举的突变》长文。

还是这年的四月一日，查良镛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并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确定“退休”一事。多年来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侠”，这次可谓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从此，他将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

一九九四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的第一部英译本《foxvolantofthesnowymountain》（《雪山飞狐》），查良镛也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在本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将金庸列为本世纪中国小说家第四位。他还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获选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之荣誉院士。

一九九五年，香港明河社星马分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东南亚简体字版。后一年，日本德间出版社取得版权，正式开始翻译刊行《金庸武侠小说集》。

一九九七年，《中国时报》浮世绘版“金庸茶馆”专栏开张，查良镛也举行了个人在台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主讲《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同年七月，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他在《明报》上发表《河水井水　互不相犯——写在回归第一日》一文。该年十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thedeerandthecauldron》（《鹿鼎记》）第一册。

一九九八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各国四十余位学者赴会或提交论文。该年度中，查良镛获香港政府市政局颁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而香港（及海外）文学艺术协会以最高之“当代文豪金龙奖”授予巴金、冰心、金庸三人；日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即《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

在十一月上旬，由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远流出版公司在台北举办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港、台及美、英、澳等国二十七位学者发表论文，二百多位学者与会。该论文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正式出版。

一九九九年三月，七十五岁的查良镛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并开始进行《金庸作品集》的三度修订工作。

二○○○年七月，香港特别行政区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给查良镛。十一月初，中国北京大学举办“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十二月，获颁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二○○一年四月下旬，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查良镛访台，由新竹清华大学颁赠荣誉讲座教授证书，并与圣严法师、杨振宁博士、刘兆玄教授进行“岁月的智慧——大师真情”会谈。

已经“淡出江湖”的查良镛，过着平平淡琰、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国、游山玩水，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读书、研经、下棋、听音乐……

后记：

这篇较完整年记的资料均来自网上，除注明是选自冷夏（郑祖贵）的《金庸传》（为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出版。虽由与金庸有关系的部门推出，但据闻并未获金庸先生本人认可。详细情况，请自行参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日的《联合报》“读书人”版，列孚所写“《金庸传》引发争议”一文）外，其余的并未发现出处及作者的字样。整编中，因为有部分内容是依据繁体字资料手工输入，且全部整合的内容较多，必将出现各种差错，希望能随时得到您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