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4:22

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

  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

  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

  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

  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

  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杭州市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

  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

  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桥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

  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

  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

  “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

  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

  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4:37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么纯文学、通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么流派?曹雪芹又是什么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么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

  (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号,就变得莫名其妙了。

  还是倪匡说得有道理,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金庸也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表现美的,是追求美感的。

  金庸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不光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也不止是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而是那种氛围,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

  这里面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生活在烦恼尘世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和“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许多生长在当代的华人,无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身处海外,在中国传统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是贫血的。几乎可以说,许多青少年是凭借着金庸的作品,才将自己的血脉与悠久的中国历史重新衔接;而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从金庸的书中拾回了几被遗忘的中国梦。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华人爱看金庸,一遍一遍地读,百读不厌。看金庸的小说,好像又回到了唐诗、宋词,又回到了春秋、汉赋,又回到了《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西出阳关》,又回到了《封神榜》、《七侠五义》、《包公案》……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生活得单调、沉重,平凡而缺少刺激。但是每个人的心底里都不可抑制地存在着向往冒险,寻求变化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出现奇迹,精彩一回。武侠小说这种天马行空、惊险刺激的内容情节,正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能够填补许多人的精神渴望,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金庸的小说又是其中色彩最浪漫,感情最浓烈,人性表达最全面最丰富的作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人们对它如痴如醉了。

  波澜壮阔、气派非凡、博古通今、包罗万象。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风光、武术、医学、巫术、棋艺、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奇妙地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斑斓色彩。

  那么广博深奥的知识,在金庸笔下全部化成有趣的文字,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和修炼。能够艺术地活用各种知识,现代中国作家中,当首推金庸。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该做到的,既不违背基本的史实,又有艺术的升华,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好不热闹,造成了奇异的效果。比如《鹿鼎记》中韦小宝与俄国苏菲亚公主一段,除了韦小宝是虚构的,其他均为真人真事。

  当然,真假原是说不准的,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谁又能自诩把握到它的全部真实呢?在沧桑变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无定数,如《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至于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医中药知识,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景观,绚丽浪漫的异域民俗风光,……在金庸的作品中更是经常出现,成为吸引读者的又一重要因素。

  难怪许多人看完金庸的书后,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个人怎么会懂得那么多?怎么能有那么丰富的学识?也许,说金庸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大侠对武功招式,武打过程也有精湛独到的描写。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招数的动作细节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

  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穿插众多武打场面,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回的场景、人物、动作、表情均交代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现场感。再加上慢镜头的捕捉和读者想象力的再创造,绝对要比亲眼目睹还要精确,当然也更具美感。这也许与金庸曾拍过电影,当过编剧导演有关。

  更绝的是,金庸不仅写出了动作,还能在描绘“打”的同时,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妙的武术和武打者的情绪性格尽显其中。这样的镜头在书中不胜枚举,信手翻开,无不如此,真看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

  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庄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4:49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

  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

  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

  “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

  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

  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5:01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

  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

  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

  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

  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

  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小说世界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5:18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

  身份越来越低,

  武功越来越差……

  金庸的小说,都有一个男主角,当然,《天龙八部》是例外,有几个男主角。

  每一个男主角都显示着某种理想。但是,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的“理想”呈现出急剧的变化,从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人性,对于历史的审视与深入。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他喜欢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后发制人。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写到了他脆弱的一面。这比陈家洛有所进步,已经注意到英雄人物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袁承志喜欢温青青,这使倪匡十分不解,他说:“温青青这样的女人,见到了若不转头便逃,一定大难临头。”所以,在他看来袁承志只能算中下人物。

  紧接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氏父子出场。此时,金庸再次突破自己,把主角从正面人物写成灰色的人物,更耐人寻味。他们父子二人都是只用行为为自己的人格求证之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真能传颂千古。胡斐行事神出鬼没,甚是神秘。他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通过艰苦磨炼,而成为一代高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漠视世俗的环境,孤高自信,宁折而不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练就了一身卓绝的武功。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他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似乎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是充满反抗的一生。他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极冷漠的环境中度过,直到遇见孙婆婆,才知道什么叫人类的温情。他后来一直与小龙女携手反抗压力,演出了一段惊世奇情。

  杨过之后,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及《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更显身世坎坷。张无忌是武当传人之子,应当说是普通人。他亲眼目睹父母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令狐冲的身世更为悲惨,无父无母,自小没有亲人。

  这两人都是从平常武功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也常常濒临死亡边缘,或陷入感情危机,苟延残喘,奋力求生。与前面的几部小说相比,男主角那种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减弱了很多。

  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索性将男主角的身份降至一个“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在妓院中长大,耳濡目染的当然不会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市井无赖的狡狯、奸诈、好色等等。但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夫的小宝,从皇帝到反贼,都与他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能再好,而那些美女又一个一个地投怀送抱。真不知这小子修了哪辈子的福,又练就了什么本事。

  总的来说,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武功越来越差,一直到毫无武功。

  这是否与金庸对生活的感悟有关?让我们看看金庸自己的说法:

  “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境界就是淡忘,无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因此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越来越平凡,英雄色彩也越来越淡薄,命运更是越来越失意了。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中,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韦小宝狡黠;俊美的只有杨过,潇洒的只有段誉。但段誉之潇洒,在于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杨过早期,每每不忘父仇,机心处处,亦不见得如何倜傥磊落。说到造型之美,反而不及一把年纪的丁春秘那大袖飘飘、鹤发童颜的神仙姿态,亦不极道貌岸然、宝相庄严的和尚鸠摩智。但这些男主角,总有一股叫人感到亲切、景仰、乐于接近的气质。这种气质,使读者不期然中引起共鸣,觉得主人翁可亲可近,仿如朋友,甚而将小说中的非常理的情节,也全盘接受。

  这些男主角都堪称英雄。即使是韦小宝,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承认这小子干出了一番“英雄”才能干出的“大业”。

  但,哪一个人最为出色呢?

  在倪匡笔下,被称为“绝顶人物”的只有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四人。但另有人认为杨过英雄感不强,令狐冲自怜自伤,更无英雄气概,至于韦小宝,流氓习气十足,焉能称英雄。没有太多争议的是乔峰。

  乔峰在小说中如此出场:

  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

  乔峰的遭遇极为悲苦,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且看倪匡对他的赞叹:

  “若论意气之豪迈,行事之光明,胸襟之开阔,惟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但正是这个乔峰,“又有武功,又正直,天下无敌,必然到最后正因为他受人钦佩喜爱的个性走上悲剧的道路。”(沈君山语)

  金庸写乔峰,似乎完全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乔峰是契丹人,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的品性与种族是没有关系的,汉族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异族中亦然。汉人皇帝如果昏庸无能,难道就因为他是汉人,我们也要拥戴他么?

  金庸说他最喜爱的男主角是杨过和乔峰,对他们寄予的同情最多。

  那么,谁是第一位大英雄?大概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他(她)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金庸写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千人千面,但仔细琢磨,仍能看出一点程式,一点门道。

  金庸自言他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因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这些男主角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大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而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在重重夹缝中做人,身处重重矛盾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受尽了屈辱但都能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乔峰当然是典型,他是辽人,却由汉人养大,血缘之爱,养育之恩,两者不能丢弃,但在两个民族的残忍争斗中,他又如何能够平衡自己的情感,当然只能以自杀来了结。

  张无忌的出身更是一个象征,他的父亲乃武当门人,公认的正派,而他的母亲则是邪教教主的女儿,公认的邪派。他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得到的结局比较圆满,最后化解了双方的恩怨。

  郭靖也有这类似的困境,几乎和乔峰相同,成吉思汗于他有恩,要他归顺元朝,甚至以他母亲的生命来要挟。但郭靖内心冲突较少,他很快就坚定地以民族大义为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纠葛。

  韦小宝也处于夹逢中,不过,这小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令人深思的是,他最后也是郁郁不乐,宁愿隐遁荒岛。

  其他像杨过、令狐冲等,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生的各种矛盾,在这些男主角身上体现得相当全面,常常令人感到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苦恼和辛酸。

  另外,这些男主角总是历尽磨难,常常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而最终又能化险为夷。

  郭靖自小就差点为铜尸铁尸所害,出道不久便屡受追杀,九死一生。杨过一出场便惹上李莫愁银针之毒,后来又中了情花之毒,逼得吃下断肠草。张无忌尚在孩提时代,就被玄冥二老印了一掌,差点丧命,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令狐冲救仪琳,重伤几乎不治,后来又被乱七八糟的真气所伤,一路哼哼卿卿,半条人命。

  这些英雄豪杰,在未成名前,都要倒霉透顶,坎坷得不行。金庸大概深谙孟老夫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真谛。

  还有一个程式化的处理,就是男主角必定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

  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内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

  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至于杨过则更神了,先遇郭靖大侠,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连老顽童都与他有不寻常的关系,尤其神奇的是遇到大神雕,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奇遇记就构成了金庸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情节生动复杂的主线。

  这些男主角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这些情节看得男读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仿佛白日梦成真。而一些女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则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女人就那么贱?这当然与贱不贱毫无关系。

  不过,金庸为什么将男主角的爱情模式处理成这个样子,总是美人爱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追美人,倒是值得探讨的。

  香港才女林燕妮曾有奇文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以女性的目光来品评金庸的男英雄,自有一番不同见地: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5:34

金庸的小说,

  写尽了人生的浮华,

  也写尽了人生的虚空。

  《天龙八部》的回目集起来,是这样的一首词: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着如此的感叹。

  还是虚竹小和尚说得好: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

  “师父是空,****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着武林秘笈、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赢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宫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

  《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及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诀》,争夺连城诀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

  《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宝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

  《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

  《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谱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宝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宝藏而斗争。后来的几本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笈,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笈从而一朝称霸武林,号令天下。与秘笈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富;有了王位,就会有武林高手为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对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谓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论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之争,《笑傲江湖》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

  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让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

  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图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

  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处,残酷冷血。

  还有左冷禅、岳不群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诈,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蛊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至尊之争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二十五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么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统、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

  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谢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样的开篇,经过什么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

  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所以,金庸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种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么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体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通过换一个汉族皇帝,乃至通过同一皇帝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5:47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样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样混账!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进了胸膛”这一条路,死在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亲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

  万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显区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在他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径。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处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订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坚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铁之令”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著”、“无住”、“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会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边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成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亿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坚”的人,面对或低贱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口难辩。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

  这就是东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谈话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讲法了。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谈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

  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实应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庄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阴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显然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宝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怀悲愤自沉汨罗江,而韦小宝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则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师,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和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

  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体的“自天”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尘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农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奕,不脱文人之雅兴。

  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样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蛰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6:03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

  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一种活法;

  走进象牙之塔,是另一种活法。

  过去的文学作品赋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历史,太多的智慧和情感,太多的思虑和忧伤,而今天的文学却缺少了激情与理想,缺少批判与深刻,缺少雄浑与启迪。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之后,心灵的思考指向筛滤了一切纷陈繁杂的具体人生后,对生命对自由和自觉的渴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金庸。

  于是,在一片世俗的喧嚣中,执意要从文学中寻觅诗意的人们,发现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宁静的天地——这里有童话,有童心,有武林掌故,有侠士风度,有古典情怀……

  金庸把一种倨傲不凡,金玦玉砾的风度与气质,写得入木三分: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萦绕在他笔下纸上的不少都是这般早已失传的儒道风范。

  真好,尽管少了点关于终极价值的话题,但这儿有着喧嚣攻不破的平和与自在,还有一种陶渊明式的风情。是的,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个时代还需要诗意。

  金庸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读者心目中“中国之魂”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它一发表,便真正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它倒不一定是金庸最好的作品,但却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别称《大漠英雄传》的时候,曾在台湾受禁,引起众目所瞩。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人物有个性,情节很精彩,文字最漂亮。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中充溢着“有所担当,敢于担当”的风骨。

  铁肩担道义,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质,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借着气势磅礴的《射雕英雄传》,尽情抒发,倾诉无遗。

  故事由南宋中叶之后的历史为背景,那正好是一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时代。

  由这样的历史舞台烘托出来的武侠小说,除了丧国之耻、乱世之忧,更多的是英雄之举和爱国之心。

  小说一开章就破题: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晚带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虽然,民间志士意气风发,时时渴望效命疆场,收复故土,但当权者却持偏安自守的心态,奴颜婢膝事敌。风云儿女只落得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最后的那首诗云: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晚渡,残月下寒沙。

  哪一个字不撒上了滴滴英雄泪。

  一部武侠小说借引那么多历史上英风雄烈的文事武功与雄韬伟略,蔚为壮观,看起来是很“出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射雕英雄传》格外受欢迎,并从而显出它的意义非凡。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敌国兵事难测,朝廷争斗不已,连岳飞也遭了令天下英雄扼腕的大灾,但江湖草莽中的豪杰依然侠气纵横,龙腾虎跃,为国为民而时刻奔忙。

  不奢望能建功立业,但不能缺少那同仇敌忾之心,不能不行那驱逐胡虏之事。

  最难得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度大勇的胸襟。

  以天下百姓为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子当年反复强调的人生坐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大侠的最高思想境界。《射雕英雄传》从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抒写了真正的英雄侠士的高风亮节。

  谁配得上称英雄?

  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成吉思汗当然认为自己是大英雄。

  他骑着骏马,傲目四顾,踌躇意满之心顿生,不由得就向郭靖夸口: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但郭靖却不以为然,朗声道:

  “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下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因为郭靖心目中的英雄跟成吉思汗心目中的英雄是大相径庭的。郭靖的英雄概念是:

  “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但此时也被郭靖的“英雄概念”弄得难以辩驳,回首前瞻,勒马环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作品在结尾中写到: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这当然是金庸的想当然矣,你可以把它看作纯是小说家之言。“只识弯弓射大雕”

  的成吉思汗,会不会那么多愁善感,那真是天晓得了。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窥见金庸的历史观与英雄观。

  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江湖上的一流高手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也是被“英雄”一词以及词中之义逼得无地自容的人。

  不过,这一次点醒他的是另一个大仁大勇的人——洪七公。

  洪七公是当时与东邪、西毒、南帝齐名的北丐,他们武功超群,在江湖上名堂响当当。但东邪黄药师行为怪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人着想,人所不取。西毒欧阳锋作恶多端,邪魔外道,那是人神共厌。南帝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但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人。只有北丐洪七公带领丐帮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才是当今武林的第一人。

  是以当这位武林第一人去训斥裘千仞,裘千仞才会如醍醐灌顶,羞愧莫名,恨不得一死了之。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铁掌帮上任帮主上官剑南何等英雄,一生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你师父又何尝不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却去与金人勾结,通敌卖国,死了有何面目去见上官帮主和你师父?你上得华山来,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纵然是当世无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奸徒么?”

  这番话只把裘千仞听得如痴如呆,数十年来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想起师父素日的教诲,后来接任铁掌帮帮主,师父在病榻上传授帮规遗训,谆谆告诫该当如何爱国爱民,哪知自己年岁渐长,武功渐强,越来越与本帮当日忠义报国,杀敌御侮的宗旨相违。陷溺渐深,帮众流品日滥,忠义之辈洁身引去,奸恶之徒蠡聚群集,竟把大好一个铁掌帮变成了藏污纳垢,为非作歹的盗窟邪薮。一抬头,只见明月在天,低下头来,见洪七公一对眸子凛然生威的盯住自己,猛然间天良发现,但觉一生行事,无一而非伤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叹道:“洪七公,你教训得是。”转过身来,纵身便往崖下跳去。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威武骁勇如成吉思汗,依然为人诟病;武功高强如裘千仞,甚至连革心洗面的机会都难寻。

  真正的英雄又是不那么难当的,只要你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一生行侠仗义,勉力为之,即使暂时正不压邪,人们也会给你竖起大拇指,谓:真大英雄也。

  这看似矛盾而悖理的结论,正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给人最大的启思。

  《射雕英雄传》的整个故事架构根本就是“华山论剑更论英雄”。

  大漠只不过是虚写,华山才是实写。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老顽童,全真七子,江南七怪,黑风双煞,以及东邪门人,渔樵耕读,还有这个帮,那个帮,一干人等,或正或邪,或善或恶,或痴或怪,等而下之,全是为了华山论剑而聚到一起。不是冤家不聚头也好,英雄惜英雄也好,最后的歌与叹笑与哭都凝结在华山之巅。

  华山在五岳中称为西岳。天下名山之中,数它最为奇险无比,也数它最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话说一位陈抟老祖,生于唐末,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闻换朝改姓,总是愀然不乐,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经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及闻宋太祖登基,却哈哈大笑,欢喜得从驴背上掉下来,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宋太祖果然仁厚爱民,天下百姓确实休养生息了一阵子。

  华山就是在这时候,成为陈抟老祖与宋太祖两人的赌注。他们两人在赌棋亭上奔棋,宋太祖赌输了,从此华山上的土地就不须缴纳钱粮。本来就是一座名山,现在更为声名大噪,竟成了心忧天下者之所居。

  但金庸不大喜欢这个故事,他借书中人物之口,批评了陈抟老祖虽是高人,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却并非仁人侠士的行径。

  所以,他自己另辟躁径,重构了一个充满着侠义之气、豪迈之情的华山故事。

  这里面,有着高大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们是以国家、民族等大义的利益为本位的,他们的事业、目标,正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一定是当世第一高手,但他们的人品气度及言行举止,一定会为天下人钦佩。

  华山论剑论的不仅是剑,论的还是人品。

  华山在此其时也,就如一座大熔炉,多少豪杰都从中沥炼。

  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孰先优后劣,孰先低后高,华山之巅一一数分明。

  始是华山论剑,终还是华山论剑,两回华山论剑,都造就了一批英雄豪杰。但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一回的华山论剑,才是《射雕英雄传》的主要题旨。

  虽然上一次华山论剑的侠烈肝胆,遗风不绝于缕,但毕竟是“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始自华山论剑第二回合。

  自古名山出英雄,华山与侠士,在金庸的笔下可谓是相得益彰,相互辉映。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6:16

因为巧而真,

  她被称为解语花。

  西谚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杨康、欧阳克等看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不是吗?资质那么鲁钝的郭靖,却偏偏使黄蓉一见钟情而至此不渝。

  黄蓉是那样的聪明机智,慧心秀口,若论家学教养、武功文才无一不远远超过郭靖,却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饶是欧阳克在旁边如何风流潇洒,殷勤多情,就是正眼儿也不瞧他一下,让他酸溜溜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看到末尾,读者也就明白谁是牛粪了。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了他能拙胜巧,愚胜智,最后终于走上华山论剑的大侠之路。欧阳克算个什么呢?

  黄蓉之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

  他们的结合,不仅表现了金庸的人格理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作品中描写到的所有的情侣和夫妻中,郭靖与黄蓉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祝他们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黄蓉因父亲狠责了几句,离家出走扮作假小子,遇到郭靖,自然而然地从友情升华成爱情。据小说中说:

  初时她……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他浑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她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结为知交。

  郭靖初见黄蓉时,并不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子”。郭靖生性纯厚,再加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弱小的朋友,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意保护她,对黄蓉显得照顾有加。而黄蓉对于郭靖,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父亲以外的男性接触。而且,她立即发现,这个男孩,与父亲大大的不同。父亲虽然很亲切,可以倚靠,可以撒娇,终究还少了点什么。但对着这个郭靖,却可以倾诉心声,可以作朋友作兄长,可以吵架斗嘴,也可以娇嗔依偎,她的少女情怀就这样渐渐苏醒。

  他们两人一见倾心。黄蓉的高谈阔论,令郭靖这个傻小子大为折服,脸上尽是敬佩之情。这使黄蓉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人欣赏自己,越说越欢喜。而从不太会说话的郭靖,他竟然流畅地说起自己的往事,这在他,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一次,说得“滔滔不绝”。

  异性之间,如果互相有向对方倾诉心事的冲动,那多半是喜欢上了。这当中没有理由,没有逻辑。你见了一个女孩或男孩,情不自禁地,就要表达自己,总觉得对方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样的情景也许就叫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靖赠金赠衣,黄蓉更是芳心大动。直至郭靖连自己所骑的宝马都送给了黄蓉,黄蓉就:“心中感激,难以自己,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两人间的感情至此,已昭然若揭,只差最后的一层没有点破而已。等到黄蓉回复女儿形象,两人在湖中相会,所有的感情都混结为不可言说的男女之爱。金庸将这双小儿女的情状描写得十分简洁而又细腻:

  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黄蓉低声说:“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

  郭靖一闻此言,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慕、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向心头。

  自此以后,郭靖和黄蓉之间的感情,虽然好事多磨,经过了多少波折,但郭靖始终信守着他的诺言,“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两人的命运性格都由于爱情而有所改变。

  坚贞不移,善始善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确实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崇尚的理想,所倾慕的典范。

  还是曾昭旭,在谈完了郭靖的先天理性的可贵后,再谈到了郭黄之间的因缘。他将他们的“相合”,视作“感情的正格”。

  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而如此一个灵慧的生命去和刚毅的郭靖相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小事上,郭靖总是笨拙窘困。在生生灭灭,迁流不息的情形下随机应变,以呈露生命姿彩,这本是黄蓉的能耐和本色。但一旦临到大关节,便由郭靖作主,黄蓉从不敢以一言相劝。要知忠义诚信、道德理想这些属于价值层面的判断,原非无善无恶的生命所知,流畅自然的生命,在此时是要谦退守分的。

  所以,一般读者总是将郭靖黄蓉的结合看成是完美的姻缘,符合人世间的道德律与审美观。

  但正如有人总嫌郭靖愚笨一样,他们对黄蓉也不太“感冒”。倪匡认为“这样的女人,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又有人说:“做了郭靖妻子后,竟然改变恁大,不仅少了千般玲珑、万般剔透,而且还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是在对待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上,黄蓉做了“丑人”,更为不喜欢她的人所诟病。

  但平心而论,若说到深入民心,在金庸笔下的“红粉佳人”之中,恐怕还得数黄蓉。

  香港的项庄先生就曾为黄蓉挺身而出:

  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后。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么想就怎么做,在俗人眼中幼稚甚至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向他说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林燕妮小姐则指出倪匡们“太有现实生活代人之感”,才不喜欢黄蓉。她为黄蓉辩护: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呀?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像黄蓉,那便是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情形似乎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许多男读者不喜欢她,纯以实际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其实,她是曹雪芹用力最多最深的人物。若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她所包含的诗意,以及悲剧色彩,超过书中任何一个人。

  黄蓉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

  还有什么比一个大美人变成一位老妇人更让人伤感的呢?难怪有一名外国女星因为不愿观众看到她的老态,而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自杀了。

  将这种成长的痕迹如实地、艺术地加以显现,对于作家的技巧显然是大大的挑战。

  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

  她必须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必须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书中说:“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儿女。”

  在《神雕侠侣》中,黄蓉的母性和妻性都表现得毫无遮挡。对女儿的偏袒、保护,对丈夫的深情、顺从,唯独忘了自己的本性。她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消溶在丈夫、孩子身上了。

  所以,从对人物的刻画而言,黄蓉是金庸写得最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和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金庸确实有他的绝招与“秘芨”。

  金庸描述女性之美,有时很有现代意识,如黄蓉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但更多的还是与书中年代相符,颇具古典美,仿若一个个古典美女翩然向我们走来,美不胜收。

  不妨看看曹雪芹是如何写林黛玉的。他写黛玉同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出自贾府众人: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治之症。

  黛玉的风韵神态,光彩照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其赢弱的身体素质,也一望而知。众人眼中的黛玉,确是这样一副模样,不多不少,几笔白描,很是简洁。

  第二个角度,出自王熙凤:

  这熙民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脂砚斋对这段描写的评语是:“写阿凤全部传神第一笔也。”王熙凤是贾府中著名的凤辣子,能干泼辣,本身也是美人一个。从她嘴里能说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么高的评价,黛玉风姿可知。

  第三个角度,出自宝玉: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宝玉是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情种,他用心灵的慧眼来审视黛玉,看到的便全是内在美。心中一喜,便霎时引为知己。

  金庸也从多个不同的叙述角度去刻划黄蓉的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从总体轮廓,到外表特征,到精神实质,立体感非常鲜明。

  相对来说,金庸写女子的美,多用侧面手法,但又不乏主观色凋,夹叙夹议,双管齐下。

  这就很有《红楼梦》中细致笔调的遗风在了,金庸笔下的女性令人难忘,原因也在于此。

zgbl 发表于 2009-1-22 19:16:30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

  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

  “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

  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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